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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朋與《羅馬帝國衰亡史》
轉載自【聯合書報攤
2004/11/09
作者:楊肅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02期】

一部真正的經典之作

  一七七六年二月十七日,歷史學家艾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A.D.)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首卷,在倫敦悄悄上市。這部書一上市就造成轟動,第一版五百冊迅即銷售一空。吉朋後來在《自傳》(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中回憶其暢銷盛況,說:我不知道應如何來描述這部著作的成功……第一版在幾天內即告售罄;第二版與第三版亦幾乎難以滿足要求;而書商的版權更兩度遭到都柏林盜版商的入侵。我的書出現在每張桌子上,甚至幾乎在每位仕女的梳妝台上。

  一夕之間,吉朋變成了英國藝文界的名人。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以下簡稱《衰亡史》)出版前,吉朋在英國藝文界尚無文名,倫敦文壇似乎也未注意到他的文才。《衰亡史》的寫作過程相當隱密,知道吉朋在進行一部巨構的人不多。由於毫無預期,英國藝文界對這部書有驚豔之感,並一致給予好評。一些主要文學期刊都競相摘要刊登,以饗讀者。著名文評家華爾波耳(Horace Walpole,1717∼1797A.D.)讚揚吉朋的寫作,譽之為「一部真正的經典之著」:你何以能知道得這麼多,論斷得這麼好,掌握你的主題、你的知識與你的卓越反思能力這麼完全,而又能控制自己,不露出一點武斷自大?你與古代和現代的作者們多麼不同呀!

  蘇格蘭歷史學家休謨(David Hume,1711∼1770A.D.)與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A.D.)是當時英倫三島公認的史學祭酒,前者的《英格蘭史》(A History of England)與後者的《蘇格蘭史》(A History of Scotland)一直被吉朋視為歷史寫作的典範。這兩位史學泰斗亦皆對《衰亡史》大加推崇,令吉朋深受鼓舞。

  《衰亡史》首卷獲得肯定,給予吉朋繼續寫作的動力。接著,他在一七八一年出版第二與第三卷,復於一七八七年完成第四至第六卷。這部巨著前後耗費了吉朋二十年的光陰。他晚年回顧此一努力,自信「完成了一部艱辛與成功的著作」。

  後世在討論十八世紀史學時,吉朋經常被拿來與休謨和羅伯森相提並論。不過,在近代歐洲史學上,吉朋的聲望實際上已超越此二位私淑導師。在「不列顛史家三雄」中,休謨在今日主要是以哲學傳世,羅伯森的史著則幾被人遺忘,唯有吉朋的《衰亡史》迄今盛名不衰。

  《衰亡史》問世迄今,已歷經兩百多年,但吉朋其人、其書,及其所提之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熱烈討論的課題。一九七六年,美國藝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為慶祝《衰亡史》首卷兩百週年,曾出版紀念論文集。吉朋逝世兩百週年(一九九四年)時,英國牛津「伏爾泰基金會」(Voltaire Foundation),更舉辦研討會,邀集專家學者探討吉朋的學術成就。同年,英國「皇家歷史學會」(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也在吉朋母校牛津大學舉辦學術會議,討論吉朋與羅馬帝國相關問題。

  經過兩百年的考驗,《衰亡史》儼然成為近代歐洲歷史與文學的經典。一九九五年,英國「企鵝圖書公司」(Penguin Books)將《衰亡史》合成三卷,重新編輯出版,並將之列入深受歡迎的「企鵝經典」文庫中。《衰亡史》的列入「企鵝經典」系列,相當程度反映了現代人對這部書的歷史定位。

古羅馬廢墟上的沉思

  《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的寫作,眾所周知,有一個浪漫的起源。一七六四年秋天,吉朋抵達羅馬,繼續他的「大旅遊」(Grand Tour)行程。根據他的回憶,在十月十五日的黃昏,他來到古羅馬廢墟,在「卡庇多神殿山」(Capitoline Hill)靜坐沉思:那是在羅馬,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我正坐在卡庇多神殿山的廢墟上沉思,忽然傳來神殿裡赤腳僧的晚禱聲,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寫作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

  古羅馬廢墟的景象令他十分震撼,一時靈感湧發,心生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念頭。「不過」,他補充說,「我原本只計畫寫這座城市的衰頹,而非羅馬帝國的衰亡;而且,我的讀書和思考雖開始朝那個目標,但因旁務的干擾,經過數年的蹉跎,我才鄭重地投入這件艱巨的工作。」吉朋《自傳》中這簡短的一幕,因《衰亡史》的成名而留芳,為後世傳誦不已。

  「卡庇多神殿山的沉思」這一段文字,成為諸多討論《衰亡史》問題的一個焦點。在《自傳》中,吉朋將「羅馬之旅」美化成一個朝聖似的旅程,再把「卡庇多神殿山的沉思」,描寫成一種近乎宗教改宗般的經驗。此一經驗,他告訴讀者,是驅使他投入羅馬帝國史的動力。這一段傳神的表白,曾獲得許多讀者的認同。不過,二十世紀史家對此一情節的真實性,提出不少質疑。

  《自傳》是吉朋有關自身學思歷程的一個自剖。在這部自述中,學界一般認為,吉朋對自己如何成為一個「羅馬帝國的歷史學家」,曾經過一番刻意的塑造,其間有誇大之處,細節也不盡翔實。「卡庇多神殿山的沉思」一節尤其引發質疑。有學者主張,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這天,吉朋其實並沒有到卡庇多神殿山。吉朋在羅馬寫的書信與日誌中,找不到他在這天探訪卡庇多神殿山的紀錄。事實上,根據與吉朋同行的吉斯(William Guise)的日記記載:十月十五日早上下雨,吉斯和吉朋是到羅馬的一處畫廊看畫。換言之,「卡庇多神殿山的沉思」一幕,可能是吉朋虛構的情節。

  這一個質疑有一定的說服力。假如卡庇多神殿山的經驗屬實,並讓吉朋如此震撼,以他勤作紀錄的習慣,按理應會留下文字。但是,吉朋的資料中卻找不到相關記載,似乎有違常理。

  最近,美國學者柯蕾多(Patricia Craddox)為吉朋提出辯護。她認為:學者不應隨意否定吉朋自述的真實性,她「不相信吉朋在其生命中最嚴肅的一刻說謊」。何況,在吉朋的自述中,有幾項事實是不容置疑的,包括:他聽到教堂僧侶的晚禱聲、此教堂坐落在卡庇多神殿的遺址等。英國學者郭思(Peter Ghosh)亦反對輕易質疑吉朋《自傳》的陳述。他認為:吉朋非常執著於史實與年代的精確,這一點幾乎已成為他的信仰。吾人不能僅憑間接證據,就質疑吉朋自述的可信度,這不啻是在挑戰「其已明顯建立的思想人格」。事實上,吉朋相當在意其《自傳》的真實性,嘗言:「真實,赤裸裸的、不客氣的真實,是比較嚴肅的史著的首要美德,也應是我此一個人自述的唯一長處。」

  從他的文字中,我們可看到,古羅馬的景致特別容易讓他感動、引發他的歷史想像。一七六四年十月二日,他踏上米爾維亞橋(Milvian),面對羅馬古城的心情,是其一例。他在《日誌》中記載:「我們在傍晚五時到達羅馬城。從米爾維亞橋上,我陷入一場古代的夢中,直到後來方被關卡官員打斷。」他的《自傳》生動地回憶當時激動的心情:「我的個性不容易受到激動,而且我未感受的激情,我一向不屑於假裝。然而,即使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仍難以忘懷、也無法表達,我首次接近、踏進這座永恆之城時,內心的強烈悸動。」

  在羅馬之旅中,吉朋多次露出類似激動的心情。他在抵達羅馬的次日,就迫不及待去造訪「羅馬廣場」(Roman Forum):經過一夜的輾轉難眠,我踏著高昂的腳步,走上羅馬廣場的廢墟;霎時間,每個值得紀念的地點,無論是羅慕拉斯(Romulus)站立的地方,或塔利(Tully,案:西塞羅)演講的地方,或凱撒(Caesar)被刺倒下的地方,全映入了我的眼簾。

  這是一次極其震撼的接觸,令吉朋心情激盪不已:「經過數日的興奮,我始能冷靜下來,進行仔細的探索。」十月九日,吉朋參觀「圖拉真廣場」(Trojan's Forum),對古羅馬的偉大讚嘆不已。他描述「圖拉真紀功柱」(Trojan's Column):今天清晨,我到圖拉真紀功柱上面。我不想用文字來描述它。您只須自己想像一下,一支高達一四○呎的巨柱,用大約三十塊純白大理石構成,上面刻有浮雕,其高雅與精緻,不亞於亞普公園(Up-Park)裡的任何一個壁爐的雕飾(chimney piece)。

  在此,吉朋心情的悸動表露無遺:「無論書本上告訴我們那個民族如何偉大,他們對羅馬最繁榮時代的描述,遠不足以傳達廢墟顯示的景象。」根據可靠記載,吉朋停留羅馬期間曾多次造訪卡庇多神殿山。這個遺跡對他似乎有特殊吸引力。無論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他是否確實來過這裡,這裡的景象讓他印象深刻,遂而激發他的寫作靈感,是極有可能的事。一七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吉朋寫完了《衰亡史》。在書的結尾,他留下一段話:那是在卡庇多神殿廢墟中間,我的心中首次出現寫一部書的想法,這部書曾經娛我和幾乎花了我生命中的二十年光陰。

  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他對「卡庇多神殿山」的記憶依然清晰。一個靈感竟讓他為之耗掉「生命裡二十年的時光」,自然不會是一個普通的靈感,更不是隨便就能憑空虛構。

  事實上,要解釋《衰亡史》的源起,我們不能只在卡庇多神殿山的著名一刻打轉。極有可能,吉朋是把此一情景過分戲劇化了。但他的靈感絕非只是一道意外的靈光。這一靈感,可說是他在長期接觸古羅馬典籍與歷史的過程中,逐漸培養而來。首先,吉朋自幼接受古典訓練,長期浸淫於拉丁古典,對古羅馬歷史產生一種熟悉感。其次,在「大旅遊」期間,他研讀大量古羅馬人文、歷史與地理的典籍,加深了對古羅馬的認識。最後,在義大利「朝聖」的過程中,他親身觀察古羅馬遺跡,被其透露的昔日光輝所感動,遂激發其靈感。他在羅馬寫的家書曾說:「對我這顆因對羅馬人已先有認知,而多少有預備的心靈,這裡提供了這麼豐富的有趣事物,因此我幾乎真如在夢幻中。」換言之,吉朋在卡庇多神殿廢墟之會產生如此的感動,是有強烈的心理預期為其基礎的。

  英國歷史家崔弗羅普(Hugh Trevor-Roper)對吉朋的靈感問題,曾提出一個很有洞見的解釋。

  吉朋……此一羅馬經驗,絕非一當下突發的孤獨靈光,而是一個長期激盪過程中的一段插曲。事實上……吉朋在回憶錄中可能將那個經驗戲劇化了,從而過度簡化了其一生大作的起源。那部大作……有深一層的起源。它不……單只是個突發的綺想,或一時突發靈感的實現。

  吉朋之終竟投入羅馬帝國史,與其整個讀書歷程有密切關係。他的選擇羅馬帝國衰亡史作為其寫作課題,其實是順理成章的發展。

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

  「羅馬帝國衰亡史,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和最驚人的一幕。」在這歷史過程中,吉朋觀察,「各種不同的原因與其累積的結果,同許多人類歷史上最有趣的事件,相互交織在一起」。羅馬帝國何以走向衰亡?吉朋嘗言:「對哲學家言,歷史知識就是探討因果的知識。」《衰亡史》的讀者,一定會感到好奇:這個十八世紀的歷史家,對此一恆久的歷史課題,會提出什麼真知灼見?

  關於「羅馬帝國的衰亡」,一個習見的說法是:吉朋把它歸咎於「基督教的興起」。《衰亡史》的確提出「蠻族與宗教的勝利 (the triumph of barbarism and religion)這個論題,來說明導致羅馬帝國瓦解的力量。然而,細究《衰亡史》,我們會發現:吉朋對羅馬帝國何以衰亡並沒有一貫、系統的解釋。他曾在書中的不同情境,多處陳述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而這些因素之間並無一定的關聯性。他提到羅馬皇帝的失政、軍隊的跋扈、貴族勢力的翦除、公民精神的淪喪、社會的奢靡腐化等。當然,基督教的傳布與蠻族的入侵,也是著名的兩項。不過,若拿此二因素來概括吉朋對羅馬帝國衰亡的解釋,則將過度簡化他的歷史論述。

  那麼,對於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的基本論點為何?吉朋自述《衰亡史》的目的,是要「推尋羅馬帝國衰亡的最重要情節」。《衰亡史》的敘事,起自公元二世紀兩位安東尼皇帝──庇烏斯(Antoninus Pius)與奧理留斯(Marcus Antoninus Aurelius)──在位時期。在這個時期,羅馬帝國達到鼎盛:羅馬帝國在基督紀元第二世紀,據有地球上最富饒美好的區域,掌握人類最進步發達的文明。自古以來聲名不墜而且紀律嚴明的勇士,防衛著遼闊的邊界。法律和習俗溫和卻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逐漸將各行省融合成一體。享受太平歲月的居民,盡情揮霍先人遺留的財富和榮光。

  弔詭的是,在吉朋看來,這個鼎盛時代卻也是此一帝國步上衰亡的開始。何以如此?根據他的分析,關鍵在於羅馬帝國的政治制度:「奧古斯都體制」(Augustan Settlement)。

  熟悉羅馬史的人都知道,屋大維在共和末期內戰勝利後,為了重建帝國,建構了一套政治體制。這一套體制,表面上維持共和的形式,實際上是皇帝個人獨裁,如吉朋指出:「共和體制的形象,從外表上看來受到尊敬和推崇:國家主權似乎仍舊掌握在羅馬元老院手中,而執政治國大權則已全部授給皇帝。」奧古斯都摧毀共和貴族,壓抑平民力量,去除了傳統羅馬政治中的制衡力量。如此一來,皇帝大權獨攬,沒有任何機制可加以制衡。

  在獨裁體制下,帝國的命運繫於皇帝一人,其素質的良窳經常影響帝國的發展。賢明的皇帝固然帶來安定繁榮,奠定「羅馬和平」(Pax Romana)時代。早期的皇帝,如聶爾瓦(Nerva)、圖拉(Trajan)、哈德良(Hadrian)和兩位安東尼皇帝,均能以才治國、以德服人,造成羅馬帝國的盛世。可是,吉朋提醒,歷史經驗顯示,羅馬皇帝的素質「可以看到極端的兩極:邪惡與美德、高潔完美與低劣敗德」。奧理留斯之後,皇帝或來自繼承,或由軍隊擁立,率皆才智平庸、專斷殘暴,其統治是依賴「專制」與「軍隊」。

  「禁衛軍」(Praetorian Guards)弄權干政,是奧古斯都體制衍生的另一嚴重問題。奧古斯都深知,他的專制統治必須依靠武力維繫,乃決定建立一支「禁衛軍」,以備「隨時保護皇帝,威嚇元老院,或在第一時間撲滅叛亂」。到提比流斯(Tiberius)時,「禁衛軍」被允許在羅馬設置永久軍營。這個作法,吉朋認為,不啻是「幫國家套上鐐銬」。就他看來,「羅馬禁衛軍的跋扈,是羅馬帝國衰亡的第一個徵候和原因」。

  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認為,導因於內部問題:「羅馬的敵人在其內部:暴君與軍人。」依照他的觀察,在奧古斯都建立獨裁體制之時,羅馬帝國就埋下了衰亡根源。兩位安東尼皇帝在位時,羅馬展現的盛世景象只是一種假象。就此角度言,在吉朋的討論中,「基督教」與「蠻族」兩大因素,只是加速羅馬帝國瓦解的力量,並非導致其衰亡的根本原因。

  吉朋對基督教會的不友善,是眾所皆知的事。他在《衰亡史》中對基督教有嚴厲的批評。他曾指責教會的出世精神、修院制度與獨身主義,認為這些精神顛覆了羅馬人傳統的公共德行;他更批判教會的神學爭論、教士的腐化與宗派的內鬥,讓原已紛亂的帝國進一步撕裂。不過,在吉朋的認知裡,教會的負面影響是在公元四世紀後才顯現。實際上,基督教雖然早在帝國境內傳布,但是到三一三年才被尊為國教。同樣地,蠻族也是到四世紀後期才對羅馬形成嚴重壓力。三七八年,哥德人(Goths)擊敗皇帝華倫斯(Valens)於亞得里亞那堡(Adrianople),正式在帝國境內立足。四○六年,勃艮地人(Burgundian)、阿拉尼人(Alani)與汪達爾人(Vandals)成功渡過萊茵河。吉朋評論此事說:這一次著名的渡河之舉……可視為是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羅馬帝國的淪亡。自此致命的一刻,長久以來分隔地球上文明與野蠻國家的障礙,被夷成平地。

  自此以後,羅馬帝國搖搖欲墜。四一○年,哥德人入侵義大利,攻陷了羅馬,蹂躪此一「永恆之城」(Eternal City)。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滅亡。

  綜合而觀,吉朋基本上主張:羅馬帝國的衰亡導源於奧古斯都獨裁體制的建立。這個論斷看似宏觀,事實上並無特殊的原創性。這裡,他只是重述古典「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一些概念。觀念上,吉朋偏向羅馬共和。在這方面,他深受羅馬史家塔西陀(Tacitus)與啟蒙哲士孟德斯鳩的影響。這一古一今兩位人物都稱頌「共和體制」,認為羅馬共和的制衡精神,確保了羅馬的自由,造就了羅馬的偉大。相對地,奧古斯都的專制體制刻意摧毀共和精神,使羅馬人民變成政治侏儒。一群政治的侏儒如何能夠支撐一個偉大的帝國?

  在今日,吉朋有關羅馬衰亡原因的論斷,許多已經流為歷史常識。從現代學術的角度評斷,吉朋的歷史敘述長於道德化的修辭,而短於嚴密的分析式論證。他經常下格言式的論斷,修辭的力量掩蓋了論證的空泛。《衰亡史》第三十八章這一段文字,可說是典型的「吉朋式」論述:羅馬帝國的衰亡,乃是毫無節制的擴張(immoderate greatness)帶來的自然而無可避免的後果。繁榮埋下了衰敗的伏筆,而隨著征服的擴大,其毀滅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時間或災難移走其人為的支柱,其龐大的構造遂被其自身的壓力所壓垮。
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說,其原因「既簡單且明顯」。在他看來,這個帝國的走向衰亡乃是勢所必然。反倒是,它「能存在如此長久,才令人感到驚訝」。

一世代人史學雄心與探索的完成

  十九世紀以來,隨著史學的專業化,羅馬史的研究有進一步發展。新一輩羅馬史家的研究愈趨嚴密、精緻,無論在研究的廣度或解釋的深度上,都已經超越吉朋《衰亡史》的成就。德國的莫姆森(Theodore Mommsen)是十九世紀的羅馬史大師,所著《羅馬史》(Romische Geschichte,1854∼1885)五卷,甚至獲得一九○二年諾貝爾文學獎。二十世紀更是名家輩出,俄國歷史家羅斯托夫茲夫(M. Rostovtzeff)《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兩卷(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1957),與英國歷史家瓊斯(A.H.M. Jones)的《羅馬帝國後期史》三卷(The Later Roman Empire,1964),都是體大思精的傑作,堪為羅馬史研究的新典範。儘管如此,吉朋的《衰亡史》在近代史學的經典地位仍然難以取代。

  《衰亡史》全書分為七十一章,六大卷;其敘事縱橫一千二百五十年,涵蓋西歐、伊斯蘭與拜占庭三大文明。吉朋耗費二十年的光陰,才完成此一大作。從任何角度看,《衰亡史》都是一部巨構。假若吉朋對羅馬帝國的衰亡,沒有提出具原創性的解釋,那麼,這一部史著的價值何在?在近代史學史上,這部巨著應如何作學術定位?

  吉朋寫作《衰亡史》,有學者指出,「只是要敘述羅馬的故事,把眾多歷史事實轉化成一個大敘述。《衰亡史》的史學成就,不在於提出羅馬帝國衰亡的創新解釋,也不在於新歷史事實的發現。吉朋的史學雄心,是在以一個啟蒙的敘事架構,來統整近世學者的考證成果,將其建構成一個創造性的大綜合。吉朋細膩的構思與卓越的文采,使《衰亡史》的寫作空前的成功。」

  一部縱橫千年的史著,必須建構在無數的歷史事實上面。根據一項統計,吉朋的《衰亡史》一共使用超過八千個以上註腳。這八千多註腳,就如八千塊磚頭,疊出一座羅馬大廈。在這些註腳裡,我們可以看到吉朋閱讀的廣闊與治學的堅實。根據同一統計,《衰亡史》引證到的近代古典學者,人數多達四○九人。這些作者幾乎涵蓋所有的十八世紀能夠接觸到的羅馬史專家。在歷史寫作史上,吉朋旁徵博引的功夫是空前的,很少有史家能夠企及,更不用說超越了。

  吉朋自述:「我的敘述乃萃取自最後這一時期的古典閱讀。」《衰亡史》一書的知識基礎,主要有二:古代拉丁歷史家的著述與近代古典學者的研究論著。拉丁古典是吉朋自幼熟悉的知識領域。在寫作《衰亡史》時,他更「不知不覺投入奧古斯都時代浩瀚的歷史大洋中」,深入「原始史料,包含希臘文與拉丁文者,從笛翁(Dion Cassius)到馬塞利努司(Ammianus Marcellinus)的著作,從圖拉真皇帝時代到西羅馬皇帝的末期為止」。

  吉朋更大量徵引近代學者的古典研究成果。從文藝復興以來,經典考據與古史考掘變成為歐洲歷史研究的主流。經過三百年的努力,歐洲學者對希臘、羅馬作了廣泛的研究,累積了豐富的古史知識。在這方面,十七、十八世紀法國古典學者的貢獻尤大。吉朋寫《衰亡史》時,廣泛地應用了他們的論著。

  吉朋自幼接受拉丁古典訓練,並長期浸淫於近代的古典學術,但是本人卻不曾真正從事古典考證工作。事實上,他很早就質疑自己是否適合純古典研究工作:「即使我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我仍必須以英文來闡釋原典的思想,而這種即興式的理解,必比不上專家學者的精緻翻譯。」他承認自己雖研究過「考證理論」,卻「未學到如何應用這門技藝」。

  在氣質上,吉朋是一個典型的「紳士學者」。他不是皓首窮經的學究,不屑投入博學式的瑣細研究。「我自己的性向和這個時代的喜好,使我決定走入史學……一個歷史家的角色是值得尊敬的,猶如一個單純的年鑑或官報編者是可鄙的。」他對史學工作的本質,有相當現代的看法:歷史工作不只在考訂瑣碎的史實或編纂枯燥的年鑑,歷史家的目標是要把複雜的史實建構成一個可以理解的「系統」。一個理想的歷史家,既不是考古家(antiquarians)或博學家(erudites),也不是編纂家(compilers)或年鑑家(annalists),而應是一個能夠建構出「哲學的」歷史敘述的「歷史家」。

  在近世歐洲,「歷史家」經常淪為「單純的年鑑或官報編者」。英國文學家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A.D.)就不掩飾對史學的輕蔑。「真正真實的歷史難得一見」,他說,「某些國王統治過,或某些戰爭發生過,這些我們可相信是真實的;但是,其他添加上的色彩,所有的歷史哲學,都不外只是臆測。」在他眼中,歷史「只不過是一部年鑑,僅僅是一串依年序排列的著名事件」。吉朋的雄心是要讓史學還復本來面貌,而《衰亡史》的寫作即是此一願望的實踐。

  吉朋雖然不認可「經典考據」與「古史考掘」是真正的史學,但卻了解到「考古家」或「博學家」著作的價值。他是啟蒙時代史家中,少數能夠欣賞、應用近代歐洲古典研究成果的人。這一種認知是吉朋的史學終究能超越時代的原因。歷史寫作的風格,吉朋認為,固然要避免淪為「枯燥的編年體」,但也不能墮入「誇飾的議論」。徵引古典學者的發現,讓他的歷史敘述不但能「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故」。吉朋的自我學術的要求非常嚴格。羅伯森曾查證《衰亡史》的內容,發現:「他有努力研究的功夫,缺乏此一功夫,無人當得歷史家之名……我曾核對過其多處引文……發現他引註的文字,無一不是其親自查過的。」

  在近代歐洲史學史上,《羅馬帝國衰亡史》是歐洲歷史寫作從「博學式的經典考據」,轉化為「近代的歷史敘述」的代表作。透過這部傑作,吉朋提升歷史寫作的層次,讓歐洲史學告別傳統的編年史或人文式的經典考證傳統,而開始展現出「現代的」特質。英國歷史家崔弗羅普說:吉朋的《衰亡史》代表「一整個世代人的史學雄心與探索的完成」。這是一個具有歷史眼光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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