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評論　　後現代主義改變了人們對經典的尊重

後現代主義改變了人們對經典的尊重
轉載自【新浪網】	2005/04/06
作者：王晴佳
讀書人語：後現代主義改變了人們對經典的尊重德里達身後遭遇的評價十分刻薄　　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J.Derrida)去年年底逝世，有人唏噓、有人感歎，但感到悲傷的人，卻似乎並不太多。美國的大報《紐約時報》照例發了一篇悼文，而且還頗長。但細讀以後，卻並不感到是該報對德里達的一種特別懷念，因為該文雖然長，但卻充滿敵意，對德里達其人其學，評價十分刻薄，幾乎沒有什麼正面的話語。西方人較中國人直率，已經為人所知，但他們在悼念死人的時候，一般還是比較客氣的。在英語裏，“悼詞”(eulogy)就是說好話的意思。可見在一個人謝世之後，為他生前的行事說幾句好話，為人之常情。　　德里達之所以會得到如此“待遇”，與他的學問，自有關聯。這一學問，由旁人概括為“解構主義”。簡單說來，解構主義是現代語言學的一種理論，探討人的思維與語言的關係。近代西方人認為，語言與思維存在直接的對應關係；你有什麼思想，就可以用什麼語言表達出來。但德里達卻“解構”了這種關係，認為語言與思維的關係，並不那麼直接；語言既不能清晰表達，也不能全面轉達人的思想。　　如果解構主義只是在語言學界流傳，那麼德里達也就不會那麼“惡名昭彰”。但他偏偏又強調，他所指出的，是一種新的認識論，具有普遍的功用性。德里達希圖將人的所有認知活動，都與“讀書”相比仿，也即認識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本質上都是在閱讀“文本”而已。因此解構主義，就與本文的主題有關了。而解構主義在西方的流傳，又得益于後現代的文化氛圍，因此解構主義又與後現代主義相得益彰，德里達也成為後現代主義的一位主要思想家。　　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呢？簡單而言，那就是對現代社會、文化的一種反思、反省，其形成自有一定的社會背景和經濟基礎，但又不足以成為一個新的社會階段。用一個人們較為熟悉的例子來解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可與列寧分析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相比仿。後者是前者的發展和結果，但又無法脫離、超越前者，而是與其互為依存。　　其實，從讀書方法的角度，倒是可以比較方便地觀察一下“現代”與“後現代”的異同。解構主義等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既表達了對待文化傳統的一種新的態度，又探究了一種文化繼承的新的方法。人類的繁衍，有賴文化的繼承，自不待言。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有一部或者數部“經典”，如西方文明的《聖經》、伊斯蘭文明的《古蘭經》、中國文明的“五經”等，都是例子。這些經典，既是古典文化的積累，又是文明未來發展的指南，因此人們對之奉若神明，所謂“皓首窮經”，就是這個意思。對這些經典的研究，不但產生了相當數量“衍生”的著作，如中國的“五經”，到了唐代，成了“九經”，而到了宋代，則變成了“十三經”。更重要的是，研究這些經典，還讓後人對前代文化，產生一種崇仰、追慕的態度。古人有“言必稱三代”，就是這個意思。中世紀後期的西方人，追念古典希臘、羅馬文明，因此有“文藝復興”，也是一個顯例。　　這種尊敬、仰慕古人的態度，首先表現在讀書，也即對待“文本”的態度上。從古代到現代，人們在研究經典、閱讀文本的時候，其首要任務是理解作者的意思。就經典的研究來說，因為作者年代久遠，而且所用的文字、語言也已十分不同，因此要想理解其意思，頗費周折。因此那些知識豐富、熟讀經典的人，就會被奉為“經師”，其中最次的也可作一個教書匠，有一口飯吃。而在他們當中，更有一些“獨具慧眼”的高人，能對經典作出獨到的解釋，於是他們所受到的尊崇，便不同尋常。中國的孔廟有“入祀”的典禮，就是對這些高人的特別禮遇。“二程”、朱熹、王陽明等，都得到過這種“從祀”的光榮。在西方，掌握經典要義的人，被視為是希臘神話中那個在諸神中傳話的赫爾姆斯(Hermes)的“後人”。人們借用赫爾姆斯這一名字，又命名了一門學問，那就是“詮釋學”(hermeneutics)，專以解釋、說明經典為宗旨。總之，閱讀經典是為了孜孜以求其真義。這一目的本身就表明，人們將經典奉之為上，持有一種恭敬的態度。　　但是在西方科學革命之後，人們對傳統的態度就開始轉變了。西方學界因此有“古今之爭”，開始爭論古今文化的高下。當然，他們對古希臘的戲劇和雕塑，還是尊崇未減，但同時他們也覺得，由於科學的發現，現代人對世界的認識，可以勝過古人。到了18世紀，啟蒙思想家主張思想解放，又提倡歷史進步的觀念，其實就是在宣傳“今勝於昔”的思想。於是，人們對古代經典的態度，也開始改變了。以歷史研究而言，原來視古人的記載為權威，不敢越雷池一步，而19世紀的歐洲許多史家，則相信自己的“科學研究”，也即用實物史料摻以文獻考證的做法，有可能獲得對過去的更真切的理解。因此，古人的著作，就沒有像以前那樣為人尊重了；經典也就慢慢喪失了其“神聖性”了。　　近代中國也有這樣的現象發生，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胡適、顧頡剛所領導的“古史辨”討論。這一“古史辨”，產生於五四時期，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全面檢討的年代。顧頡剛承認，他提出古書不可信，與那時的時代精神有關。換言之，那時的中國人，已經開始對傳統經典的“神聖”效用，產生了強烈的懷疑。可是，雖然歐洲近代史家和胡適、顧頡剛等人挑戰經典文獻，但他們還是對另一種“文本”，也即通過考古等手段發現的古代文物，表示十分的尊重。在這方面，傅斯年的例子最著名。他公開宣稱“我們不是讀書人”，而只是想“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裏的“東西”，自然不是指古代的文獻。從尊崇古人留下的經典到尊崇科學發現的“事實”，這是現代主義的治學態度。　　後現代主義者則更進一步。他們將所有的認知物件，都視為“文本”，也就是將近代以來科學發現獲得的東西，與那些在近代社會已經失去神聖性的經典，不分軒輊，同等對待。甚至，他們根本就懷疑借助這些“文本”而認識客觀的必要，因為在他們眼裏，主、客觀的區分，本來就是大可懷疑的東西。因此，他們宣稱：“作者已死。”一件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就不再享有任何權威，而應該讓讀者自由理解和詮釋作品的意思。讀書是如此，看畫展、看電影、聽音樂會、欣賞建築物也是如此。在這些活動中，人們所面對的，都是“文本”而已。借用德里達的理論，在這些認識活動中，讀者的參與十分必要，因為文本的溝通有“隔閡”，其實作者根本就無法清楚表達他創造的真實意圖，讀者何必花如此大的精神，為揣摩、理解作者的意圖而煞費苦心呢？讀者完全可以拋開作者，“獨具慧眼”，各盡其想，自由發揮。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序言中，曾有“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Completelibertyofinterpretation)一句，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總之，由於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人們原來培養的對經典的尊重(中國人以前的“敬惜字紙”的傳統)，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人們的讀書態度，也就相應有了重大的改變。(三之一) (責編：幽山) http://cul.sina.com.cn 南方週末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