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日文化對接間漢字術語的厘定問題

　　自16世紀中後期南歐耶穌會士東來開始（以法蘭西斯•沙勿略1549年抵日，羅明堅、利瑪竇1582年、1583年入華為端緒），尤其是19世紀初葉歐美新傳教士抵達中國、日本以後（以英人馬禮遜1807年入華，日爾曼人西博爾德1823年設學日本長崎為端緒），隨著西學東漸的展開，大量西方術語通過翻譯進入由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國家組成的漢字文化圈，一批新的漢字術語應運而生，豐富了人們的思維，拓展了學術視野，構成東亞近代文化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些新學語，又稱新術語，均指反映各學科基本概念的專門詞語。

　　雖然學科術語古已有之，但大量湧現則是近代以後。由於近代文化不同于古典文化和中古文化的原始綜合狀態（表現為文史哲不分家、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混融、科學附庸於神學等等），日漸從“通人之學”走向“專家之學”，學科分野趨於明晰，開始形成所謂“一科一學”（“科學”一詞的本義為此），與其相配合，反映各學科範疇、概念的含義精確、義項單一的專業化用語（即術語），也如雨後春筍般產生。由於近代文化創發于歐美（合稱西方），故西方是新術語的主要源地，這些西方創制的術語在近幾個世紀間尤其是在19世紀中葉後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形成所謂的“西方話語霸權”。近代以來，漢字文化圈在接受西方文化時，當然也要迎納這些新術語，以實現世界性的知識對接，進入現代主流文化。

　　從近代翻譯的實際情形看，漢字文化圈諸國翻譯西方術語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新造詞，其間又分音譯與意譯二法。音譯如以“邏輯”譯logic，以“布爾喬亞”譯bourgeoisie；意譯如將logic譯作“名學”或“論理學”，bourgeoisie譯作“資產階級”。二是借用古漢語詞，經引申以對應西方術語，如以“革命”譯revolution、以“共和”譯republicanism、以“自由”譯freedom、以“社會”譯society，原來的古漢語詞“革命、共和、自由、社會”獲得新義，變為漢字新術語。本文討論的主要是第二種方式引發的概念對接問題。

　　中國、日本等漢字文化圈國家，在19世紀中葉面對工業化西方的來襲，經歷了傳統社會、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由於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為非歐美國家中率先邁入現代化門檻的國家，“以日為師”便成為中國清末民初（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葉）的國策，由此出現了留學日本和翻譯日籍的熱潮，而日本在幕末、明治間（19世紀中、末葉）曾廣為使用漢字詞對譯西洋術語（日本稱之“新漢語”），這些“新漢語”經數十年選擇與實際運用，在19世紀末葉已趨於定型，中國人在以日本為仲介翻譯西學的過程中，曾大量借用這些規範化了的對譯西洋概念的日制漢字詞，以補固有漢字詞的不足，或取代此前由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士人翻譯的紛紜多歧的漢字新術語。應當指出，當時日本使用的“日制漢字詞”，有不少是借自明末至清末中國的漢文西書中的譯詞（如幾何、上帝、地球、經度、緯度、代數、化學等），當然也有的是日本新創（如哲學、美學、幹部、義務、社會主義等）。這樣，中西文化及語彙的傳譯，便不僅在中、西及日、西雙邊進行，而且在中、西、日三邊展開，不少概念在西、中、日三方之間演運著國際的、跨文化的旅行，內中既有較忠實的意義傳承，也難免出現自覺或不自覺的意義變更，這種變更有合理的，也有不盡合理的。

　　由於近代中日兩國都面對西學引入這一課題，兩國的新術語都是翻譯西方概念的產物，其用以對譯的語文又同樣是漢字，這些漢字及漢字詞在中日兩國讀音大異，含義卻略同，這樣，中日雙方在新語創制方面便有許多共通之處，可以相互觀摩、比照、借用。這種語彙互動的成功之作不少（如幾何、物理、化學、科學、哲學、美學等），當然也難免失誤者，如人文社會科學常用的兩個關鍵字———經濟、封建（它們分別成為經濟學、歷史學的核心術語），在生成、演化、定格過程中就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畸變。

　　由於漢字的多義性，漢字詞往往可以在同一詞形下包蘊多種含義，故借用古漢語詞對譯西方文化概念，常常發生含義的擴大、縮小、引申甚至全變，這正是漢字古典詞能夠演化為新語的條件。不過，這種“引申”，應當以原詞的古典義為起點，如果詞義發生“全變”，其意義的運行軌跡須在原詞的詞形提供的意義空間內進行（這是由作為形意文字的漢字的基本原性所決定的），如此，舊詞賦新義方具備語文邏輯的合理性，人們才可以在理解中使用，或在使用中理解。

　　常見的舊詞生新義的方法是，從原詞的古義出發，令其外延縮小、擴大或內涵轉化。如“教授”，原為動詞，意謂傳授知識；宋代以降，成為偏正結構名詞，指掌管學校課試的學官。“教授”的今義是在翻譯professor時獲得的，特指大學教師中的最高職稱，但此一新義與原義顯然是相關聯的。再如“物理”，古義泛指事物之理，今義是在翻譯physics時獲得的，收縮為自然科學中的一個門類，研究分子以上層面的物質變化規律（分子發生變化，則是化學研究的領域）。又如“歷史”，古義為史書，指過往事實的記述，今義是在翻譯history時獲得的，轉化為自然界及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或指歷史學科。再如“組織”的古義是紡織，今義是在翻譯sosiki時獲得的，轉化為機體中構成器官的單位，進而引申為社會中按某種任務和系統結合成的集體 Organization 。這些漢字詞的古今義之間雖然有泛與專、寬與窄的區別，或者所指發生了變化，但其意蘊卻存在著歷史的聯繫，新舊詞義間保持著承襲與變異的內在張力，因而使用者稍運神思，便可發現二者間的演變軌跡，對詞義的古今推衍、中西對接，有所會心，易於受用。

　　漢字詞義演化的另一法是“借形變義”。此法的要領在於，保持該詞詞形，拋棄原有詞義，通過變換構詞法，演化出新義來。如古典詞“民主”，作為偏正結構名詞，是“民之主”的縮語，涵義類似“君主”；而對譯英語democracy的“民主”，改為主謂結構。意義變成“人民自主”。當人們對“民主”一詞的構詞法的辨識，由偏正結構變為主謂結構時，含義就從“民之主”衍生為相反的“民自主”了。對於熟悉漢字文化的人來說，作這種調整與改變是不困難的。其他如“影響”對譯influence、“現象”對譯phenomenon等，在中西詞語對譯時均發生古義向今義的演變，也是“借形變義”的顯例，新義“影響”、“現象”都符合漢語的基本語法，可以理解。

　　然而，以古典漢字詞對譯西洋術語，如果既與古漢語義毫不搭界，也並不切合西義，又無法從漢字詞的詞形推導出新的詞義來（改變構詞法也不能演化出新義來），這種對譯則謂之“誤植”。如“經濟”的古漢語義為“經世濟民”、“經邦濟國”，意近“政治”，近代日本人以“經濟”對譯英語economy，含義轉變為社會生產、分配、消費的總和，兼指節儉、合算，這些意義已與“經濟”的古漢語義脫鉤，亦無法從“經濟”的詞形推導出來。隨著清末民初日本經濟學論著（尤其是教科書）大量入華，加之孫中山等人的大力倡導，新義“經濟”在中國得以流行，成為通用詞。但中國近現代學者，或是反對此一日本譯詞（如嚴複），或是作保留式採用（如梁啟超），而另創“計學、生計學、平准學、富國學”等詞代之。中國第一個留美經濟學博士馬寅初1914年撰寫的博士論文，也不用“經濟學”一詞。日本學者中不滿意此一譯詞的也為數不少，如啟蒙思想家西周曾創“制產學”，試圖取代“經濟學”。福澤諭吉雖是“經濟學”譯詞的最早厘定者之一，但他也並不以為此詞精當，長期另用“富國學”、“理財學”，他創辦的慶應義塾（後更名慶應大學，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璧”）的經濟學部（學部即系），長期稱“理財學部”。當代日本經濟學史家山崎益吉也批評譯詞“經濟”不僅脫離了該詞原義，且使經濟學走向物化，失去了本來面目。可見，譯詞“經濟”雖已流行，但因其存在弊端，而一直受到非議、質疑。

　　再如“封建”，其古漢語義為“封土建國”、“封國建藩”，原指殷周（尤其是西周）實行的分封制，與秦以降實行的郡縣制相對立。近代中日兩國學人均以“封建”對譯西方史學術語feudalism，是較為準確的。西歐中世紀的社會制度feudalism，在形貌上與中國殷周封建制、日本鐮倉幕府、室町幕府、江戶幕府時期的制度頗多相近處，如層層分封，領有家邑、埰地的世襲貴族，對上面的王者，是承擔軍事及財賦義務的封臣，又具備一定的政權獨立性；對下面的采邑內的附庸、庶眾，則是政治、經濟上的主宰者。嚴複、梁啟超、孫中山等直到民國年間都在“分封”義上使用“封建制度”，並與feudalism相對應。至於日本，自明治初年以迄當下，均在此一意義上使用“封建”、“封建制度”，論及中國史，不以“封建時代”冠于秦漢以後列朝。而中國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由於共產國際相關術語（如稱現實中國社會為“半封建”等）的傳播，尤其是1930年前後中國社會科學界開展的社會性質論戰，其一派將“封建”、“封建制度”注入了與“封土建國”無關的全新含義，並將秦漢至明清這頗不“封建”的兩千餘年歷史，定名為“封建時代”。以後，這種新義“封建”漸漸推廣，近半個多世紀已經約定俗成。一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古今有沿有革，舊概念賦予新含義，既是允許的，也是必要的，但這種新義應以同詞的古義為基點，並盡可能與國際通用義接軌。如果與古義、國際義兩不搭界，又脫離了該漢字詞詞形提供的詞義展開空間，這種“新義”便如空穴來風，負荷這種“新義”的新詞，就脫離了中外古今坐標系的正常軌跡，既未求得古今流變的合理性，也沒有達成中西義對接的準確性。十分遺憾，今天我國通用的“封建”，就是一個這樣的誤植詞。在此，筆者建議，最好以“宗法專制社會”取代“封建社會”以指稱秦漢至明清的社會形態，而以“封建社會”專指西周，或擴指殷周，這樣理解起來就不易造成誤會。

　　術語對譯中的誤植實非偶然，都有其歷史、社會及文化的原因（筆者曾撰長文追究“經濟、封建、形而上學”等新術語發生誤植的過程，此不贅）。問題是，我們今天有必要對近代以來的漢字詞新術語作一種清厘工作，而且清厘的條件也成熟了。當然，這是一項相當浩繁的工作，但對中西文化交流和漢字文化圈的文化發展而言，意義又特別巨大。一者是由於詞義（按中國傳統說法，當稱“字義”）的考究需要溯流討源，誠如陳寅恪所說：“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致沈兼士》，見《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202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二者是由於考察漢字譯詞的淵源及走向，須涉及原語、譯語雙方的文化背景，而且，如前所述，近代漢字新術語的生成更涉及中、日、西三方的文化背景，考察的難度雖然很大，但同時也帶來探幽致遠的樂趣，更重要的是，這項工作具有不可低估的學術價值及實用意義。綜而論之，其價值與意義至少有如下兩項：

　　第一，對某些新語誤植原因的追溯。相當於發現人體疾患的病灶，有助於救正既成的錯訛，亡羊補牢；即使由於那些譯詞已經約定俗成，難以更改，但也需要對其作出準確的病灶說明，以使人們在“將錯就錯”之際，知道該詞“錯”在何處，正解何在，從而加深對術語背後文化意義的確切理解。

　　第二，對誤植新語成因的具體考察，有助於發現漢字術語健康的生成機制，從而為今後新語的創制指引正途，以防止新的不確切譯名的出現與濫用。這在新詞語紛至遝來、目不暇接的今天尤為重要。如果概念失准、詞義錯訛的術語聯翩而至，必將導致語文世界的紊亂，而語文紊亂的直接後果便是思維紊亂，這當然是我們應當力加防範的。

文章來源： 光明日報　日期： 200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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