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評論　　“古史分期”大討論中的人與事

“古史分期”大討論中的人與事
轉載自【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	2004/01/29
孫家洲
中國曾長期處在封建社會，這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常識；但中國在何時進入封建社會，則眾說紛紜，爭論了幾十年。我國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幾乎都捲入了這場學術大討論，並且各執一說，至今沒有定論。這場大討論的影響之大、之深、之遠，已不限於歷史學界甚至學術界，它是一場帶有公眾色彩的討論。儘管現在已經有新的學說動態出現，但歷史舊賬是永遠抹不掉的。　　一個展覽和一部教科書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落成，“中國通史陳列”按哪一種分期觀點來佈置，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歷史博物館專家洪廷彥當年參加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他回憶說，大家都很慎重，因為這是最高級別的、最具權威性的歷史陳列。一旦確定所依據的理論體系，必然會有利於其學說的傳播，而對其他不同觀點自然也會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參與討論的範文瀾、翦伯贊態度通達，主動提議按照“戰國封建論”的觀點布展，從而解決了這一難題。這個陳列體系，一直沿用到20世紀末，對擴大“戰國封建論”的知名度無疑是有作用的。　　1961年下半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接受“文科教材會議”委託，撰寫《中國史綱要》。作為主編，翦伯贊按照自己的思路，組建了一個由專家學者構成的精練的寫作班子。他的《關於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為《綱要》奠定了基本框架。他的基本思路得到了陸定一、周揚等中宣部領導的全力支持。在“古史分期”上是採用郭沫若的觀點，還是堅持範文瀾與翦伯贊本人的立場，翦伯贊也曾表現出猶豫和為難。他表示，古史分期作為學術問題，理應百家爭鳴；但編寫教材，還是使用統一的表述為好。他甚至準備採用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與國家一級的通史陳列體系相比較，在編寫歷史教材的過程中，學術觀點的不同所產生的問題，更不容易協調。因為這裏不僅有主編者的署名問題，而且對自己並不服膺的學說展開正面論述難免存在障礙，在寫作中需要面對的困難是非常明顯的。在這種背景之下，曾有人提議，請中宣部來決斷。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明確表示，這是學術問題，要憑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來的東西，由歷史學家去討論決定，中宣部不能拍這個板。既然是翦老主編，就可以按照自己素所主張的“西周封建論”來寫，這樣有利於百家爭鳴。他還鼓勵翦伯贊：“你都不敢寫，誰還敢寫！”事後陸定一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說，我同意你的意見，如果中宣部去管這些事，請馬克思當部長，請恩格斯當副部長，再請列寧也當副部長，也管不了。於是，翦伯贊主編的這部後來發行量很大的四卷本《中國史綱要》，在古代史分期問題上採用了“西周封建論”而不是通行的“戰國封建論”。教育部認定的教材，出現了不同觀點的並存，實屬難得。　　多年之後，在陸定一經歷了“文革”的劫難複出工作之時，把這件事作為百家爭鳴的一個範例作了回顧，他還由此引申說，社會科學應該有不同學派的並存，“學術與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提高一個學派。”他認為，這樣的蠢事，歷史上僅有梵蒂岡教皇、秦始皇、漢武帝幹過。　　在當時的歷史學界，真正自上而下地遵循、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的典型事例其實並不太多。也正因如此，後人才會把20世紀60年代的“古史分期”大討論中的上述一幕，視為“百家爭鳴”的典型案例。　　尚鉞的沉浮“魏晉封建論”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一度很有社會影響，與“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鼎足而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尚鉞、何茲全、王仲犖。但1959年隨著尚鉞受到批判，“魏晉封建論”明顯受到壓抑。　　尚鉞是1927年的黨員，1932年曾任中共滿州省委秘書長。不久因為受到“左傾”路線的排斥而被開除出黨。解放後，尚鉞的知名度，大概與兩個因素相關：其一，尚鉞1929年在吉林省毓文中學執教時，有一位來自朝鮮的學生，就是後來的朝鮮領袖金日成。金日成尊稱尚鉞是自己的“馬列主義啟蒙老師”。其二，尚鉞在20世紀50年代的史學貢獻，在社會上形成影響，並為高層領導所知悉。在一次國慶活動中，周恩來得知圍攏在身邊的學生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十分高興地對他們說：“你們的尚鉞老師，論證魏晉封建說，是古代史分期討論中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你們應該引以自豪。”作家蘇叔陽是在場的學生之一。多年之後，蘇叔陽對尚鉞和韓大成聯合指導的研究生毛佩琦追憶往事，依然不勝感慨。　　20世紀50年代的尚鉞，以中國人民大學為依託，在探討古史分期、資本主義萌芽等當時最為引人注目的史學討論中，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僅在國內引發關注，而且蘇聯、日本、波蘭都出了譯文本。加上相繼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不俗成果，使得尚鉞及其學派勢頭頗盛。　　然而好景不長。1959年“反右傾”鬥爭中，尚鉞被定為史學界的代表人物，與孫冶方（經濟學界）、王任叔（文學界）一道受到全國性的重點批判。他的學術觀點被批判為“修正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幾家有影響的學術刊物，都出了批尚鉞的專號；《歷史研究》編輯部將其中的重頭文章彙集為《尚鉞批判》。此後十餘年，尚鉞只能作為受批判的對象。在“十年浩劫”期間，尚鉞及其眷屬受到更為嚴重的摧殘。晚年的尚鉞總算等到了平反那一天，但身體已經永遠失去了健康。我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時，尚鉞是我們的系主任，因為健康原因，計畫中的見面會一拖再拖，惟一的一次“拜見”，竟是1982年在尚鉞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上。他在最後一篇文章中如此表達他的胸襟：“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 　　他所爭的不是一時之是非，而是萬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時的榮顯，而是客觀真理。”至於談到多年的學術紛爭，他說“我們留給子孫後世的，不應該是鏖戰之後的殘垣斷壁，而應該是一座五彩繽紛的大花園。”這裏所體現的是一位學者對“百家爭鳴”的由衷渴望、殷殷呼籲。　　對學術問題，學者持不同觀點並展開爭鳴，本來是正常的事情。但在政治運動的背景之下，使某種學術觀點受到壓抑，就是不正常的狀態了。也正因如此，一位很有影響的"戰國封建論"學者，在"魏晉封建論"處於低潮時，以"江泉"的筆名發表文章，最早把"魏晉封建論"列為與"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鼎足並立的學說。這說明，真正的學者，是希望在正常的氣氛中展開嚴肅的學術批評的，因而對論敵才會給予真正的尊重。翦伯贊和範文瀾之死　　"文革"期間，根本談不上任何正常的學術討論。包括郭沫若、範文瀾在內的學術權威，都受到了衝擊。翦伯贊最為不幸，作為北大教授，"文革"尚未開始他就受到批判。1966年4月7日，範文瀾派助手到翦伯贊家中探望，就其遭受批判轉告範的意見："我就是不服！"並約定十天之後到翦宅午餐。這對翦伯贊是一種莫大的安慰。但數天後，范的助手轉告翦，範本人不能如約前來了。顯然是範自知無法伸出援手而不得不改變的爽約。1966年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重頭文章《打倒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矛頭直指範文瀾和翦伯贊。在經歷了多次批判之後，1968年12月18日，絕望無助的翦伯贊與妻子一道服藥自盡。1966年5月-6月，範文瀾也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當時正走紅的陳伯達公開指責範文瀾，逼迫他做檢查。範文瀾曾經連續給他所信任的同事寫信，請他們"站在敵對方面"對自己"大加抨擊"，"愈過頭愈好"，原因是：如果自己人"不大大抨擊，將來自有人出來抨擊，那就被動了。"他還感歎："人應保晚節，但晚節也不容易保。"這位學界泰斗如此誠惶誠恐，幾乎接近精神崩潰。但範文瀾要比翦伯贊幸運得多，毛澤東適時地出面"保護"了他。1966年國慶日，範文瀾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慶祝活動。毛澤東大聲說："範文瀾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有了這簡單的一句話，範文瀾得以避過劫難。當然，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之下，在"分期"問題上，他不得不識趣地三緘其口了。兩年後，轉機似乎又出現了---1968年7月間，毛澤東派女兒給範文瀾傳話：中國需要一部通史，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還是按照你那種方法寫下去。身處不安與無奈之中的範文瀾，為此而異常興奮，不顧疾病纏身，立即組織寫作班子，制定計劃，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毛主席交付的工作之中。但是，長期以來承受壓抑的身體，卻無法承載這種過度的興奮，範文瀾病倒了。他不顧身體並未康復，迫不及待地要出院工作，他向勸阻的親友述說著毛澤東的囑託，表達著急切的心情，"索性出來寫東西吧，時不我待呀"！結果，在出院的當夜，就因病情惡化而去世了。時為1969年7月29日，距離他的好友翦伯贊被迫自殺不足八個月。郭沫若的觀點雖然取得了政治支持，但兩個兒子死於非命，他本人的身心同樣遭受摧殘。所以，後來他以最直白的語言歡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既是為了民族災難的結束，也宣洩了自身重獲"解放"的真實感覺。 "魏晉封建論"的復蘇　　"文革"結束後，"古史分期"的討論，在沉寂了多年之後，再度熱烈起來。其中以"魏晉封建論"的復蘇，最為引人注目。　　1978年，在長春召開了"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學術討論會"。發表在《歷史研究》當年12期上的"會議綜述"標題就是《衝破"禁區"，百家爭鳴》。它甚至可以被視為學術界思想解放的表現形式之一。　　1979年對"戰國封建論"的質疑，幾乎是最集中的史學話題。《歷史研究》分期刊出了一批知名學者的論戰文章：何茲全《漢魏之際封建說》、金景芳《中國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鄭昌淦《井田制的破壞和農民的分化---兼論商鞅變法的性質及其作用》。尚鉞以老病之軀，在《中國史研究》發表《關於古代史分期問題》，還有羅祖基《論與戰國封建說的分歧》發表於《學術月刊》。其他刊物也有類似的文章刊出。而真正代表"戰國說"與這股批判浪潮正面交鋒的，只有兩篇像樣的文章：侯紹莊《怎樣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學說》（《歷史研究》）、田昌五《中國古代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問題》（《社會科學戰線》），稍後田昌五於1982年出版了《古代社會斷代新論》，這是當時捍衛、發展郭沫若"戰國封建論"的代表作。　　作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78級的本科生，我和同學們在課堂上就感受到了對"戰國封建論"的質疑和批評。鄭昌淦教授給我們講授中國古代史，他用了多數時間在批判論敵之說。至今我們全班同學都記得，鄭先生為了節約課堂板書時間，事先把有關史料抄寫成"大字報"的形式，張掛在黑板旁，還揶揄說：我從"紅衛兵"那裏學來了"大字報"用於教學，大概是"文革"的惟一正面作用了。他說："戰國封建論"者為了論證商代有眾多奴隸，把甲骨文中的"眾"字硬解釋為"在太陽底下從事集體耕作的奴隸"，他嘲諷說："我們現在的人民公社的農民不是也在太陽底下集體耕作嗎？怎麼可以把這種勞動場景與奴隸社會相聯繫呢！"引起的是一片笑聲。　　1986年，古代史分期討論會在北戴河召開，我當時曾協助鄭昌淦教授做會議籌備工作。記得兩次小型籌備會議都是在鄭先生家開的。在給哪些人發請柬的問題上，一些與會學者認為沒有必要特意給戰國封建論者發出邀請，理由是："在他們當道的時候，何曾給我們發言的權利！"如果以局外人的視角著眼，這樣的方式確有心胸不夠開闊的遺憾；但設身處地考慮問題，這些學者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在我與鄭先生獨處的時候，先生幾次很動感情地說：60年代初，尚鉞遭受無情批判之後，有位學術界名流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說："人民大學還有一個鄭昌淦繼續堅持尚鉞的修正主義觀點，也應該打倒！"經歷了幾十年的不公正待遇，應該允許受壓者的情緒有個緩解的過程。　　何茲全《九十自我學術評論》中有一段話，有助於我們瞭解這場延續了幾十年的大討論的變化：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學界居領導地位的是范老（文瀾）和他的西周封建說。文化大革命後（應該是"中"---引者注），郭老（沫若）的春秋戰國封建說起而代替了範說。他們兩家之說，都能和毛澤東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掛起鉤來，漢魏之際封建說掛不上鉤。漢魏之際封建說雖然沒有受過政治迫害，壓制是有的。空氣也有重量，那個氣氛是很重的。尚鉞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樣，我是看在眼裏，驚在魂裏的。改革開放以來，學術氣氛輕鬆、活潑、自由多了。近年來我寫了不少文章，暢談漢魏之際封建說。不但很少顧慮，而且敢於"主動出擊"和同志們公開爭論問題了。　　何茲全教授是那場大討論代表人物中而今還健在的一位，他在年近九旬時曾理性地思考爭論70年的歷史分期問題，坦承"史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已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說各有理'的淡漠甚或膩煩情緒。"主張"我們先不要談論分期問題……要換個角度先研究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客觀存在的自然段落。"當年大討論中碩果僅存的代表人物，都在以超脫的眼光來回顧這一學術史了---這實際上是新時期學術討論多元化的象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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