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14　 中國時報

　　曾經受到長期監禁的政治犯陳明忠先生，在今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接受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邀請，發表〈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的專題演講。在演講中，陳明忠反覆強調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二二八事件」，而不是「台獨運動」。他又說，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期間，遭到逮捕的政治犯中，認同中共者遠遠多過台獨者。因此，他主張要消除台灣社會內部的族群危機，便是國民黨必須主動與中共和平談判，結束兩岸的內戰狀態。

　　陳明忠的演講內容有太多個人情緒的問題。不過，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在國民黨政府時期受到迫害的政治犯，為什麼突然主動與國民黨尋求和解？為什麼連戰竟然善意回應，決定今年到中國去訪問？一個政治犯面對個人的情緒困境，一個政黨領導人面對自己的歷史困境，竟然在內戰史觀的架構上進行政治和解，而且還要到中國尋找出路，對於已經全面開放的台灣社會而言，這種思考方式不免是時空倒錯的。

　　把二二八事件與國共內戰連繫起來的，陳明忠並非第一人。努力發展這種論述者，當推建國以後的中共。為了追加中共在事件中的分量，北京在歷年來的事件紀念活動中總是不辭辛勞提出一份原始政治文件〈台灣政治運動〉，以證明中共在二二八中並未缺席。這份文件發表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延安發行的《解放日報》，全文以指導的姿態主張台灣人應該爭取高度自治，事實證明，這篇文字只是事後聰明的，不在歷史現場的空談。因為，文件發表時事件已經發生過，而且整個台灣社會已陷入血雨腥風的清鄉運動中。中共在當時還正處於自身難保的階段，絕對不可能有任何的積極作為。

　　即使事件中有部分中共地下黨的台灣人參與，卻並不是代表中共介入的。誠如另一位政治犯林書揚先生，在〈揭穿二二八慘劇的歷史真相〉所說：「雖說各地抗爭中有部分左翼人士直接參與，也是左翼理念者站在人民立場反抗壓迫集團的正常反應。所謂『共諜陰謀說』，其實是國民黨統治集團逃避歷史責任，嫁禍於人的遁詞罷了。」因此，要把事件納入內戰結構的歷史解釋中，可以說全然禁不起分析。

　　把事件與中共關係銜接起來的另一個重要論述者，正是國民黨本身。為了合理化對台灣人民的大規模屠殺，為了使殘酷鎮壓的手段得到正當的歷史解釋，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也是一而再、再而三把事件責任推卸給中共。從一九四七年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內部發行的書籍，都不斷炮製相同的論調，包括《台灣暴動事件報告》、《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二二八事件始末記》、《台灣事變真相與內幕》、《台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自始就不斷規避政治責任與歷史責任。

　　在近十年來的台灣歷史研究中，很少有學者認為二二八事件就是台獨運動。這原就是官逼民反的事件，也是追求台灣自治的政治運動。考察事件的全部內容，根本無法與國共內戰產生聯想。如果不是國民黨刻意推卸責任，如果不是中共有意獨攬功勞，整個事件從來就不是沿著國共內戰的結構在發展。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戰後的台灣民主運動與海外台獨運動誠然與這個事件有密切的關係。尤其事件中的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三十二條政治要求」，對於日後的台灣民主運動也產生了無窮的暗示。不能因為在戒嚴時期有許多政治犯認同中共，就必須把戰後台灣史納入內戰史觀來解釋。

　　所有的歷史都是解釋的，怎樣的政治立場造成怎樣的政治解釋。不過，任何的歷史解釋都不能倒果為因。如果事件原因與台灣獨立運動沒有關係，就必須把它說成與國共內戰具有密切關係，這樣的解釋除了反映出想像力過於豐富，並不能證明什麼。一個國家的歷史要怎麼走，一個社會的歷史要怎麼發展，並不能依賴幾位政治信仰者來決定。在民主運動過程中，有那麼多政治犯以莫須有的「中共」罪名被逮捕，那是台灣歷史的悲劇。這樣的悲劇必須透過法律與民主來解決，而不能夠因為有這種悲劇發生，就必須竄改歷史記憶，把二二八事件窄化成為國共內戰的延續。

　　內戰史觀已證明是過氣的、落後的歷史解釋。停留在國共內戰的思想狀態，並不能改變台灣歷史的發展。今天台灣社會也許還存在族群危機意識，但那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更多的民主，以及不斷改革的民主來處理台灣內部的問題，這才是大歷史的締造者。時光不會倒流，內戰史觀也已一去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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