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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名人故居（下） | |
轉載自【聯合書報攤】 |
2004/12/14 |
王冶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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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故居充滿書香氣氛 皋蘭路是和思南路交叉的，沿著思南路向南走，很快就會碰到另一條和思南交叉的香山路，孫中山先生的故居就在香山路七號。可能是皋蘭路和香山路太小太短，在上海市地圖上是找不到這兩條路的。當然地圖上並不缺少「孫中山故居」的標示。 前年來大陸，到南京參觀過中山陵，看到的是龍蟠虎踞，氣勢雄偉，世所罕見。對一代偉人來說，是他為國奔走，辛勤一世所應享有的光榮和報償。 相形之下，他生前在上海的住宅，則簡陋得多，用俗語來說，是一點氣派都沒有，也談不到有什麼風水。跟宋子文或孔祥熙在上海的豪宅相比，更是瞠乎其後。 即使是這麼一棟簡單的住宅，也不是中山先生本人能花錢購買得起的，而是海外華僑集資買了送給他的。介紹孫中山故居的一本小冊子說：中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五月，中山先生曾回到上海。當時他的處境十分窘迫，連一處自己的住所都沒有，和他的夫人宋慶齡租了環龍路六十三號（今南昌路五十九號）的一間房子居住。幾位旅居加拿大的華僑來上海，拜訪孫先生時了解到這種情況，便回到僑居地募款，買下了當時法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七號）的一幢房子，送給孫先生。孫先生曾極力推辭，後來被僑胞的真誠心意所感動，才收下了這份「貴重」的禮物。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六月，中山先生伉儷搬進這棟寓所，繼續開展他的革命工作，並且在這裡完成了他的另一巨著《孫文學說》，闡述「知難行易」的道理。在這個世界上，作為革命領袖，又能著作等身的，恐怕只有中山先生一人。 我想，不是風水可以產生偉人，而是偉人可以改變風水。 像宋慶齡故居一樣，參觀中山先生故居的門票也是八元人民幣。進門後，就可以看到孫氏的黑色大理石坐像。入室內參觀時，須先用塑膠鞋套把鞋子套好。我這次去，剛好碰上有兩個參觀團體，有的地方未免顯得擁擠。 跟隨著一個青年學生團體，我是每一個房間也看一會。我的感覺是，室內的燈光很暗，有些照片的說明看不大清楚。另一方面，每個房間都有錄音講解，這是其他供人參觀的地方所沒有的設備。
會客室的中央有沙發，有紅木的茶桌，靠牆還有紅木椅子，陳設簡單。中山先生曾在這裡接見過不少客人，包括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這裡舉行一次大型記者會，參加的新聞人員有陳布雷、潘更生、戈公振及日本記者共三十多人。陳布雷其後曾是蔣介石總統在大陸時的機要秘書，蔣先生發布的重要文件，都由他主稿。他的一位孫子，到了台灣加入民進黨，宣稱自己不是中國人。 孫氏夫婦的餐廳是和客廳相通的，餐廳裡擺的是廣東式的紅木桌椅。有資料說，中山先生吃的東西非常普通。他曾患嚴重的胃病，依醫生的囑咐，戒除一切肉類、牛奶、雞蛋、湯水、茶酒和一切辛辣的東西，每天只能吃些蔬菜和少許的魚。 餐廳裡掛的一些照片十分珍貴，如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和夫人宋慶齡女士在一架雙翼教練機前的合影，在其他地方是很難見到的。根據資料，這是辛亥革命後，在國內組裝的第一架飛機，命名Rosamonde（羅莎蒙德），這也是宋女士在美國留學時所用的英文名字。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手持的一把大元帥指揮刀，就陳列在餐廳壁爐左側的長桌上。「護法運動」是由中山先生在廣州親自發起推動，沒有成功，這把指揮刀可深具歷史價值。 中山先生最喜歡讀書，這是很多中外人士都知道的。從故居底樓的走道，到二樓他的書房，參觀者就可以感受到濃厚的書香氣氛。據管理單位的統計，故居的藏書有五千多冊，英文書籍多達二十大類，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哲學、文學、軍事、工農業、科技、醫學、教育、宗教等各方面。 胡適曾經提到過，有次他去看孫先生，看到書架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本，就隨便抽了一、兩本翻翻，發現每一本內頁上都有孫先生劃下的記號，有的還有批語。 我看到走道上的兩個玻璃書櫥，那麼乾淨，裡面的書本也排列得那麼整齊，好像從來沒有人動過似的。我想，如果能讓人翻翻看看，一定可以見識到不少中山先生的手跡。 我也看到中山先生的中文藏書中，包括有那麼多線裝書，還有一整個櫃子的二十四史，那可夠一個人看上一輩子。中山先生能擷取中外思想的精華，融會貫通，講出和寫下那麼多皇皇鉅著，這些書一定提供他很大的幫助。 在那個時代，中山先生不只是看萬卷書，也行過萬里路。因而他寫的如《三民主義》，《實業計畫》等，都是切實可行的，並非是憑空構想。在他的書房裡，你可以看到陳列的一些地圖，其中有幾張就是他親手繪製的。可見他對大陸的山川形勢也是有研究的。
他一生奔走革命，儘管做過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及其後的廣州中華民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一九二五年三月去世時，留下的就是這棟房子，和一些書籍衣物，並無其他財產。 作為中國人，到上海應該抽出時間來這裡瞻仰一番。對中山先生這位偉人，為何會同時受到海峽兩岸的推崇和尊敬，你多少會增加一些了解。 中共活動的遺跡──周公館 從思南路往南走，穿過復興中路，不一會，就到了「周公館」，這是周恩來（一八九八∼一九七六）和一批共產黨人，當年在上海起居作息的地方。原來在國共談判期間，中共在上海的辦事處就設在這裡，只是國府不准他們用辦事處的名義，他們就改稱「周公館」。 在復興中路接近思南路口的地方，一根電線桿上，掛著「周公館」三個大字。所以要找「周公館」，比找孫中山故居容易得多。可我那天去參觀周公館，發現訪客就只有我一人。
我從二樓，經假三樓，看到四樓。周恩來的臥室顯得很簡單，他常用的一只皮箱也擺在那裡。據說在共產黨內，有人稱他為聖人。由於他在黨內黨外處事較為平和，一般對他都有比較好的印象。有日本作家將他比作漢朝開國時的張良。曾經做過毛澤東私人醫生多年的李志綏，對他的評價卻不高。李曾在回憶錄中說：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前總統尼克森（一九一三∼一九九四）訪問北京之前，毛澤東曾一度暈厥，「汪東興（毛的侍衛長）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正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一聽到這消息，當場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褲子裡。等周換好衣服趕到游泳池（在毛的住處），毛已清醒過來。」另在一次四人幫批判周和一些共黨老幹部的會議上，周曾帶頭高喊「向江青同志學習」（江青是毛澤東的妻子，四人幫的頭目，是大陸上「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 周恩來練達的外交手腕，為中外人士所稱道。美國艾森豪總統時代的反共健將國務卿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在日內瓦的一次國際會議中，公開拒絕和周氏握手，周是微笑著將這個尷尬的場面應付過去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到了北京，曾親自為周披上大衣，算是一種補償。 一九四喩年代晚期，周和他的一批共產黨同志，在上海所過的簡樸生活，從這座公館裡可以看得出來。這裡有一間「董必武同志的辦公室兼臥室」，其中有兩個舖位，一為鐵床，一為木床。木床大概是給小孩子們睡的。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舊金山舉行，董必武是中國代表團的十位成員之一，他代表共產黨，另有張君勱代表民社黨，李璜代表青年黨，代表團團長是宋子文。宋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部長。 這裡也用作招待來來往往的共產黨人。在四樓，有兩間宿舍，一間住男賓，一間住女賓。是十來個人睡的木頭大統舖。 樓上的走道上有一個點，說明當年的國府，曾利用對街的一棟房子，來監視這座公館內的活動。 與公館相連的，有另一棟房子，那裡陳列著國共談判期間，周在上海等地的活動照片和新聞報導。在這間房子的後側，有個草坪，整理得像個小花園，園中有周恩來的一個立像。 孔宅已成尋常百姓家 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作過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總裁等要職。有資料說，他對確立政府財政收支系統，創辦專賣事業，及發行公債等，都著有政績。而一般也知道，他不只是善於為政府理財，自己也成了豪門巨富。他在上海有幾棟很像樣的花園洋房，一棟是在東平路七號，另一棟是在多倫路二五○號。 多倫路是上海的文化名人街，所謂文化名人，是指一九二喩及三○年代，在上海十分活躍的左派文人，像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夏衍等文藝作家。他們都住在多倫路及其附近的幾條街。孔祥熙並非文化名人，可他的住處就在Ｌ形多倫路的北面入口處。房子占地頗大，也很起眼。 據《老上海花園洋房》的描寫，二五○號的孔宅，是具有東方阿拉伯伊斯蘭建築的風格，住宅的門框和窗框，用的都是馬蹄狀拱捲形式。宅內的大廳，滿壁都是燦爛的阿拉伯風格彩色瓷磚。從地面到天花板，包括樓梯的扶手，都是雕紋刻鏤，精美絕倫。 你現在當然看不到這些，我那天去，從外面瞭望，只看到後院子裡曬滿了衣服。我想，那裡至少住了十幾戶人家。在大門上寫有：「該住宅現有市民居住，謝絕入內參觀」字樣。 舊時孔宅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就是孔氏財閥在今天中國大陸的寫照。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0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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