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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教科書問題”與日本社會思潮研究 | |
轉載自【中日網】 |
2005/02/23 |
作者：李寒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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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日本的教科書問題在中日關係領域已成為一個標誌性問題,並引起中國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本文通過對2001年“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的發生情況、特別是右翼文人學者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活動的考察,提出: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並非單純歷史認識領域的問題,它反映出戰後以來日本政治和社會發展當中的諸多重要問題,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視角,用以透視整個戰後日本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發展和演變。因此本文呼籲更多的中國學者進一步關注日本教科書問題的深層,將這一問題放在整個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發展和民族主義思潮演變的格局當中進行研究,以期對全面認識日本、把握日本的未來發展方向有所助益。 關鍵字: 但是,概觀近十年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大多數中國學者基本上仍然是把教科書問題單純作為歷史認識或歷史教育領域的問題來看待的。儘管近幾年關於日本社會思潮的研究在中國的日本研究界已成熱點,絕大多數中國學者也試圖從社會思潮的演變中去探尋日本教科書問題的根源,但其著眼點仍然是放在歷史認識上的。因此在對日本教科書問題的研究中,我們就看到,直到最近的第三次教科書事件,中國學者的關注焦點仍然幾乎全部集中在歷史教科書上,將教科書問題僅僅放在右翼“皇國史觀”的延長線上來分析。即使在日本的中國人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基本上集中在從具體歷史事實的角度,對《新歷史教科書》進行批駁上。而對於與前兩次教科書事件表現出明顯不同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以下簡稱“編纂會”)的活動本身,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關注;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的另一個主角,即西部邁主編的《國民的道德》和扶桑社版《新公民教科書》,以及“編纂會”運動的系列產品———渡部升一主編《國民的教育》、田中英道主編《國民的藝術》、中西輝政主編《國民的文明史》則基本上沒有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這對於中國學者透過教科書問題切實把握日本政治和社會思潮的變化,全面認識日本國家和日本社會,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缺陷。 一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前身是稱為“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學者團體,該團體成立於1994年,其代表人物是東京大學教育學部教授藤岡信勝。1996年12月,該團體與保守派學者西尾幹二、西部邁等合流,於1997年1月成立了“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該會於1999年和2000年先後推出了西尾幹二主編的《國民的歷史》和西部邁主編的《國民的道德》兩部著作,以這兩部著作為藍本,該會編寫了初中《新歷史教科書》和《新公民教科書》,提交文部科學省審定。這兩本教科書在對日本近現代史的認識及對日本和周邊國家、民族的認識上,從戰後以來日本民主主義教育所取得的進展上大幅度後退,對迄今為止日本主流歷史學和教育學的研究成果發起了全面挑戰。雖然文部科學省在審定過程中,對“編纂會”兩本教科書分別提出了137條和99條修改意見,但是,“編纂會”在修改過程中,並沒有改變教科書基本的歷史觀和國家觀,而文部科學省卻仍然將這套教科書審定為合格。對於審定過程中韓國政府就歷史教科書提出的25條修改要求,文科省僅僅接受了2條;而對於中國政府提出的8項修改要求,則未予回答。此舉在日本的教育界、學術界和社會上激起軒然大波,很自然地,也招致了周邊國家的強烈抗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過“墨塗教科書”的時期之後,隨著《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的制定,日本的教科書制度由戰前的國定教科書制度改為審定教科書制度。戰後初期,在對戰爭的慘痛經歷進行反省的民主化浪潮以及美國佔領當局的監督之下,日本的中小學教科書基本上都比較客觀真實地記述了日本歷史,包括剛剛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文部省的審定也較為客觀和寬鬆。此後進步歷史學家、進步學者以及“日教組”影響下的中小學教師,以民主教育運動為中心,進行了長年不懈的努力,以維護教科書的真實。因此,自1955年第一次教科書事件以來,三次“教科書問題”基本上都是以保守政黨當中的右翼勢力及民間右翼勢力對教科書發起“攻擊”、進步學者和“日教組”旗下的中小學教師及市民團體進行抵抗、努力維護“教科書的正義”的形式而展開的。即保守派、右翼勢力的“攻擊”和進步學者、進步教師的“抗爭”。因此,日本進步學者將戰後以來的三次“教科書事件”稱為“三次教科書攻擊”。這裏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在“攻擊”與“抗爭”兩股力量的對抗中,迄今為止“抗爭”的力量仍然占著上風。儘管日本的中小學教科書在歷史觀問題的進步與改善上一波三折、進展緩慢,經常出現曲折和倒退,但是,縱觀戰後以來日本中小學社會科教育的發展,歷史教科書從總體來說,至少在第三次“教科書攻擊”之前,是在朝好的方向發展,而並不是朝壞的方向發展的。在日本民主教育運動的推動下,歷史教科書是在緩慢的進步當中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稱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為教科書“改惡的逆流”,才稱之為“教科書攻擊”。作為中國學者,對於日本有良知的學者群體、教師群體及民主市民運動為教科書的進步付出的艱辛努力和不懈抗爭,我們應當給予高度評價。 戰後以來,保守派和右翼勢力對中小學教科書發起的每一次攻擊,都是以教科書在歷史觀問題上有較大改善、較大進步為背景的。90年代“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及“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興起,也是以“家永教科書訴訟”運動的部分勝訴及隨之而來的90年代後期歷史教科書大幅度改善為背景的,基本的態勢仍然是“攻擊”與“抗爭”兩股力量。“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及“編纂會”一方與主流進步學者一方,以《世界》、《中央公論》、《正論》三大主流月刊為陣地,利用大眾傳媒,進行激烈的攻防戰。進攻一方不僅得到執政黨內的保守派、右翼勢力及部分大企業的支援,而且媒體動員相當廣泛,《正論》、《產經新聞》、《讀賣新聞》、《諸君!》、《新潮45》、ＶＯＩＣＥ、ＳＡＰＩＯ等都為“自由主義史觀”一方搖旗?喊;《文藝春秋》、《中央公論》雖以中立立場出現,但實際上多數時候是保守、右翼論客的陣地。《朝日新聞》、《世界》則看上去勢單力孤,取守勢的一方顯然沒有進攻一方的聲勢浩大。但是,實質性的攻防戰卻是2001年夏天在中小學教育現場進行的教科書“採用戰”。其結果,全日本國立公立中學542個“採用地區”中,沒有一個地區採用“編纂會”的教科書,只有愛媛縣新設立的縣立中、高一貫制學校1所選用,即521冊。此外,另有私立中學6所、養護學校4所、其他學校2所採用,總採用率0 039%。因而該教科書只得以市販本的形式在書店銷售。對這一結果,“編纂會”自己都承認是“慘敗”。 如果說在此前圍繞歷史教科書的“攻擊”與“抗爭”,仍然是“抗爭”一方占上風,“編纂會”又以“採用戰”的慘敗而告終的話,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關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呢?我們為什麼要關注“編纂會”的活動? 的確,戰後以來,否認侵略歷史、美化侵略戰爭的歷史觀在日本始終存在;圍繞歷史觀問題的較量,在日本的學術界和中小學歷史教育領域也始終在激烈進行。“歷史教科書問題”無論在日本國內還是在中日關係及日本與其他周邊國家關係的領域都不是一個新的問題。“編纂會”編寫的中學《新歷史教科書》和《新公民教科書》以及“日本會議”編寫的高中《最新日本史》等教科書,如果僅僅從歷史觀的角度而言,也可以說不過是傳統右翼“皇國史觀”的“變種”而已。這樣一套在教育現場實際採用率不足1%的教科書也許確實並不值得我們如此大張笞伐。但是,引起我們注意的,不僅是這套教科書能夠最終通過文部科學省的審定這一事實,更重要的是,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出現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成立、“編纂會”主編的新教科書通過文科省審定、進入教育現場投入“採用戰”,整整經歷了7年多的時間。在這七年多的時間裏,“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從一個僅僅在學術界內部引起關注的學者團體發展成為一個在日本國民中具有相當知名度的組織,當然與產經直接掌握媒體手段進行的炒作、“編纂會”的宣傳手法、產經的企業營銷策略以及漫畫等形式對年輕人的吸引力等有關,但是,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其活動時間之長、影響之大、在日本社會上波及範圍之廣,是前兩次“教科書攻擊”所無法比擬的。同時,其活動帶有前兩次“教科書攻擊”所沒有的特點。儘管由於2002年教科書“採用戰”的失敗,“編纂會”發生分裂並出現幹部成員脫退等問題,2003年以來,其活動已逐漸從媒體關注的視線中消失,但是,“編纂會”並沒有解散,其活動也並沒有停止,而是全面轉向教育現場,並正在積極準備迎接2005年的中學教科書“採用戰”。從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活動,並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場“運動”。也就是說,對於“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筆者所關注的,並不在於教科書本身,甚至也不在教科書所表達的歷史觀本身,而在於“編纂會”的“運動”,以及透過這一運動反映出的9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政治結構和社會思想潮流的變化。 實際上,作為“編纂會”前身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並非是一個一開始就有明確政治目標和政治傾向的團體,它最初是從“教育研究會”派生出來的,而“教育研究會”只是一個由教育學者和教師組成的研究中小學課程教學法的研究會。“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代表人物藤岡信勝、大月隆寬、包括後來“編纂會”的代表人物西尾幹二等人,都不是歷史學研究者,小林善紀則根本就不是學者。藤岡、小林等人涉足歷史問題純屬偶然。 藤岡信勝本來是一個研究中小學教學法的教育學者。90年代上半期,在研究作為教學方法的一環,在教學中導入討論方式的過程中,藤岡選擇了當時社會上的熱門話題即歷史認識問題作為學生討論的題目。以此為契機,從1994年起,藤岡開始在面向中小學教師的教育研究雜誌《社會科教育》上發表連載文章,闡述他對“東京裁判史觀”“不舒服的感覺”(但同時,對於“大東亞戰爭史觀”,他自稱也抱有同樣的感覺),由此開始涉足歷史學和歷史教育領域。而漫畫家小林善紀則是由於在所謂“藥害艾滋”問題上受到挫折,從而對打著“正義”旗號的運動產生了普遍的疑問,包括當時輿論普遍關心的援助原“從軍慰安婦”運動。1996年,小林善紀在他的漫畫中攻擊該運動是“偽善者”,遭到激烈批判,驚愕之餘開始積極關注歷史認識問題及歷史教育問題。 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這一發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特點,這就是“自發性”,它是一個自發的運動,並不是一個一開始就在右翼團體的指示或領導下進行的運動。它之所以後來與傳統右翼合流,首先在於藤岡信勝、小林善紀等人表現出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成為他們與傳統保守右翼的“結合點”;其次是保守右翼運動、右翼團體對“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接近。由於藤岡等人所表達的歷史觀的動搖不定,“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從一開始就引起了保守派和右翼的注意。根據最初參加“研究會”的教師們回憶,這個研究會本來是一個為討論教學方法而設立的“自由”的研究小組,自從一些舊軍人、右翼政治團體開始接近“研究會”,會內的氣氛和藤岡的論調即開始迅速變質。正因為這種“變質”,許多最初的參加者退出了研究會,藤岡遂與西尾幹二等保守論客合流,於1996年12月組成了“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1997年1月正式宣佈成立)。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目前成員在8000人左右,在各都道府縣建立有48個支部。這些支部當中,很多以前只是普通市民的“學習會”、“興趣小組”一類團體,“編纂會”雖然將它們納入自己旗下作為自己的“支部”,但各個“支部”與“編纂會”關係的緊密度並不一致,不可一概而論。慶應大學副教授小熊英二的學生上野陽子曾以參加者的身份進入神奈川縣“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基層支部“史之會”,對該會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採訪。以該支部為例,“史之會”原來只是在神奈川縣市民會館定期進行讀書活動的一個市民歷史興趣小組,並沒有正式的組織規則和固定的團體幹部,參加者來去自由,屬於“志願”性質。被納入“編纂會”基層組織以後,這種情況並沒有很大改變,“史之會”成員對“編纂會”的主張有興趣,但與“編纂會”之間的“組織關係”實際上相當鬆馳、若即若離。 “編纂會”的日常活動基本上以各支部組織的歷史問題演講會、學習會為中心,講師常常由“編纂會”的會長、副會長、理事擔任。同時,動員會員在社會上散發“編纂會”宣傳品、出版物,及對中小學教師進行勸說工作。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確實得到右翼政客、右翼政治團體、右翼組織及一部分大企業的支援和贊助,但是“編纂會”的運動本身是一個在社會基層進行的運動,具有明顯的市民運動的特徵;或者說,“編纂會”主導層利用了市民運動,採取了市民運動的形式發展組織、開展活動。這一點應當引起我們相當的注意。 根據上野陽子的調查,“編纂會”的運動,基本由兩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藤岡信勝、小林善紀、大月隆寬等過去與傳統保守運動、右翼運動以及歷史問題皆無聯繫的所謂“年輕層”,另一部分是以西尾幹二為代表的相對比較年長的傳統“保守派民族主義者”。小熊英二將這一結構概括為“雙層構造”。這個“雙層構造”在基層支部層面表現為“戰中派”與“戰後派”兩個集團。從這一“雙層構造”的實態來看,所謂“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在“編纂會”上級主要領導成員之間,既看不到思想的體系性,也看不到其歷史觀的一致性。在作為下級組織的支部層次,“戰中派”與“戰後派”之間則基本呈現相互沒有交流的狀態。很多該運動的一般參加者(普通市民)不僅不承認自己是“右翼”,而且對“右翼”抱有反感。由此來看,“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可以說是一個魚龍混雜的組織,與其說它是一個思想團體,不如說它是一個運動團體。正因為如此,運動的主要目標即教科書“採用”失敗之後,便出現了大量會員脫會以及參加者關注點轉移的現象。這一現象導致了宗教團體“基督的幕屋”對“編纂會”的滲透,這又進一步加劇了會員的脫會。 從“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運動這一狀況和目前運動的成果來看,也許沒有必要對其過度敏感;從參加者的人數上看,參與該運動的也仍然是日本社會的極少數;不明宗教團體的滲入也有可能導致這一運動蛻變為一個宗教團體,從而脫離日本的主流社會。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在“編纂會”上級組織當中,如西尾幹二、高森明敕、高橋史朗、伊藤隆、田中英道等起主導作用的學者,是具有明確思想指向的。這些有明確思想指向的學者採用市民運動的方式,從社會基層開展動員,並獲得傳統右翼團體及部分大企業的贊助,通過產經系統媒體大力宣傳,擴大影響,從而從政界獲取支持。這是以往歷次的教科書事件所沒有的特徵。這一特徵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在這個意義上,“編纂會”的運動,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也許可以稱之為“大眾型運動”。這個運動現在並沒有停止。2005年,日本中小學又將開始新一輪的教科書選用過程。2003年5月,“編纂會”成立了“中高一貫校對策本部”(本部長:藤岡信勝),確定了2005年“採用戰”中,要使“編纂會”教科書的採用率達到10%(約13萬冊)的目標;同時“基督的幕屋”對“編纂會”的滲透也引起了這些主導者足夠的危機感,“編纂會”重新制訂了發展計畫,提出了2005年會員達到8萬人的目標。因此,“編纂會”的運動在2005年可能再次出現高潮,“教科書問題”可能將再次進入我們的視野。 因此,對於“編纂會”這樣一個採取市民運動形式的右翼化學者團體,其實態和發展過程中的新特點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深入研究。 二 從“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運動,還有另外一個新的特點,這個新的特點或許更值得加以關注,也更具有研究的意義。 實際上,作為“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主要成員的藤岡信勝、大月隆寬以及漫畫家小林善紀等人,本來與日本的傳統保守運動、右翼運動並沒有什麼關係。他們當中,西部邁曾經是“新左翼運動”活動家;佐伯啟思也是在“全共鬥運動”中渡過青年時代的,而藤岡信勝則甚至一直到80年代都還是置身於日本共產黨系統民主教育運動的人物。藤岡對社會主義的懷疑以及在歷史觀上的變化,產生于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瓦解和海灣戰爭。他自己說,他是在“反日自虐的歷史教育”當中,被作為“戰後民主主義者”而培養起來的。長期以來支配他思想的是兩大幻想,即“社會主義幻想”和“一國和平主義幻想”;而把他從這兩大幻想當中“解放”出來的,是對史達林的批判、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崩潰、海灣戰爭以及恰逢其時的兩年美國留學;從美國回到日本,又讀了以“鷹派”著稱的富士信夫及江藤淳的著作,由此“我感到,籠罩在我眼前的鱗片一枚一枚脫落下來”。然而,對於在戰後民主主義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藤岡信勝來說,轉而完全接受“大東亞戰爭肯定史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儘管他自己解釋他的所謂“自由主義史觀”,是“超越善與惡的觀念、能夠自由討論歷史問題的歷史觀”,即要擺脫任何思想的束縛,“自由”地討論歷史。但實際上,他當然沒有能夠建立起這樣的一個歷史觀。不過應該承認,他是從動搖不定的矛盾狀態逐步靠向右翼的。在“編纂會”內部,藤岡與西尾幹二之間、與小林善紀之間存在思想、主張上的矛盾;在“編纂會”周邊,與右翼學者中村粲亦曾發生激烈的衝突。也許正因如此,1998年2月,藤岡信勝在“編纂會”的副會長位置被濤川榮太所取代。另一方面,小林善紀也曾經說過:“如果說到‘從軍慰安婦’的話,今天的日本是‘絕對正義’的被害者”,但是,“日本對亞洲的侵略是不能否認的,日本必須背負這個原罪”。 從這裏可以看出,把藤岡信勝、小林善紀等人從一開始就劃入“右翼”陣營,恐怕過於性急。無疑,現在藤岡信勝也好、小林善紀也好,其言論已與右翼無異,儘管他們個人在歷史觀上仍然存在各種矛盾和混亂,但事實上他們已經站在了右翼的營壘當中。那麼,筆者為什麼強調他們並非最初就是右翼?因為筆者認為,忽視了這一點,將導致對一些重大問題的忽視。“右翼”的標籤下面,實際上可能掩蓋了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發展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也可能使我們看不清日本社會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而這正是第三次教科書問題與前兩次教科書問題的不同特徵之所在。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及“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運動的思想來源,具有相當的複雜性,並非僅僅是傳統的右翼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藤岡信勝、小林善紀等人的思想,可以說最初是處於一種“未定形”狀態,既非傳統的“右翼”,當然也非“左翼”。 如果我們對“編纂會”運動參加者對天皇和天皇制的認識加以考察的話,可能更能說明問題。 日本傳統的右翼民族主義運動是以近代天皇制為基礎的,近代天皇制的思想是日本傳統右翼運動的思想核心。可以說“沒有天皇”的日本右翼運動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從“編纂會”上級組織的年輕領導層如藤岡信勝、大月隆寬等人的著述、言論中卻很少能看到關於天皇制的論述,甚至毋寧說他們對於近代天皇制具有明顯的否定傾向。曾經擔任“編纂會”事務局長的大月隆寬是這樣闡述他的“天皇觀”的:“……就我個人樸素的思考,我不能不認為那場戰爭是‘侵略’。……不論過去還是以後,我都完全不認為維護‘天皇制’的言論才是可以信賴的‘保守’的證明。恕我直言,我認為昭和天皇負有戰爭責任,但是同時我也認為,戰後五十多年對於‘象徵天皇制’的國民體驗也可以作為對這一責任部分的補償。……至少對於作為傳統‘保守’組成部分的‘天皇制’和‘皇室’那種不可動搖的忠誠心,我不管多麼誠實地去探求,在我個人的內心裏都找不到,今後也不打算樹立這種東西。不管受到怎樣的指責,這一點我都不會改變。過去日本人所體驗的那種‘天皇制’與‘國家’之間的必然聯繫,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在“編纂會”下級組織的支部當中,也可以看到相同的分歧。從支部層面來看,其實那些“戰中派”並不關心“編纂會”的教科書運動,不關心這一運動結果如何。他們關心的是他們所經歷或參加過的那場戰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應該怎麼看待那場戰爭?換句話說,他們關心的是如何“確認自己”。同時,“戰中派”的人們懷念戰前的日本、肯定戰前的日本,對天皇懷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戰後派”的年輕一代,對於戰前的日本心情矛盾。一方面,他們希望日本也有值得誇耀的近代歷史,也有值得自己驕傲的近代戰爭英雄;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對戰前日本的實感,無法喚起對於“大日本帝國”的懷舊感情,作為戰後高速增長時期出生成長的一代人,他們也無法樹立起對天皇的崇拜。對於今天日本的年輕一代來說,他們對天皇雖無反感,但並不關心。因為天皇的存在與今天他們所面對的各種社會問題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1998年前後,藤岡信勝、小林善紀等人的論調已經基本上接近“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也就是說,從初期的不定形狀態向右翼的形態固定化;許多“編纂會”的普通參加者在參加運動數年之後,其歷史觀的很多方面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但是,他們對於“天皇制”的認識,卻基本依然如故,至少是看不到他們對天皇的言說。在這一點上,“戰中派”與“戰後派”之間始終是無法溝通的。同時,相對“戰中派”來說,實際上“戰後派”更關注的是運動本身,即他們所參與的運動是否能夠取得成果。因此,教科書“採用戰”失敗以後,一部分人由於看不到參與這一運動的價值而退出了運動,另一部分人的視線則逐漸脫離了歷史問題和教科書問題,轉向“夫婦別姓問題”、支援“被綁架日本人”運動等其他社會問題和社會政治運動。從這裏也明顯反映出“編纂會”的市民運動特點。 在這裏我們或許可以看出,肯定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肯定戰後的“象徵天皇制”,這是戰後民主主義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日本人歷史認識的“最大公約數”。 我們更不要忘記,藤岡信勝曾經是日本共產黨系左派運動的一分子,藤岡等人這種“沒有天皇”的民族主義思想來自何方?如果回溯戰後日本左派運動的發展,我們會發現,這種“沒有天皇”的民族主義恰恰曾經是日本左派的思想。50年代在日本左派歷史學中,“國民的歷史學”曾經興盛一時;60年代日教組開展過的“國民教育運動”,同樣號召民族團結、高揚民族意識、提高民族自信。只不過,當時的進步勢力倡導民族主義和“真正的愛國心”,是為了打破國民對政治的淡漠和個人主義的盛行,喚起國民對國家政治和日本民主化的關心,即與“反動勢力”和“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將日本建設成和平民主國家,因此當時左翼民族主義的主體,不是天皇而是“國民”;愛國心的標誌不是“日之丸”、“君之代”,而是和平憲法和“唯一的原子彈受害國”這一自畫像。1960年安保鬥爭時的口號是“反美愛國”;日共當時也曾自認“只有我黨是真正的愛國黨”。 從這裏再回頭來看“編纂會”的運動,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傳統右翼對運動的直接介入和巨大影響,而且這可能已經規定了運動最終的方向,但是該運動在打破個人主義及對政治的無關心狀態,不是以天皇而是以“國民”作為主人公的民族主義這一點上,是否可以說與戰後進步勢力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有某種相似之處?藤岡信勝雖然幾乎沒有闡述過他對天皇的看法,但是他卻強調:“近現代史的第一主人公是一國的國民,國民是國家的創造者。”藤岡信勝的大學時代正是日教組領導的國民教育運動時期,作為教育學部的學生,藤岡正是從這裏走進共產黨系統的。藤岡等人的思想及“編纂會”運動所具有的這一面的特徵,是不是恰好意外地反映了戰後民主主義之下培育起來的一代日本人的內心感受?或許這一點正是這一運動能夠獲得年輕層支持的原因之一,而就戰後而言,這卻是傳統右翼運動很難做到的。在90年代以後日本重新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當中,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許多以前的左翼人士充當了急先鋒。這一點耐人尋味。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日本“整體右傾化”的體現,但另一方面,這是否說明,“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運動並不單純是傳統右翼運動的延長;同時它是否也說明,日本傳統的右翼運動已經走到了它的極限?其實早在90年代初就有日本學者提出“右翼終結論”;中國學者也有人主張,隨著蘇聯解體和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日本左翼弱化,使得以與左翼對抗而出現的右翼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也隨之減弱,故90年代中期以後,所謂“本流右翼”、“純正右翼”逐漸走向沒落。在我們對日本民族主義思潮及其演變的研究中,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因此,我們是否應該將自己的視線從傳統右翼或者左翼的概念上稍稍移開,把眼光放到戰後直至90年代日本國際環境和國內社會結構變化的更大格局中,去探察日本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的新形態呢? 三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運動發端於藤岡信勝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用藤岡自己的解釋,所謂“自由主義史觀”具有四大特徵:(1)健康的民族主義;(2)現實主義;(3)脫離意識形態;(4)批判官僚主義。藤岡設定的敵人是:(1)病態的、不健全的民族主義;(2)非現實的空洞理論遊戲;(3)拘泥於特定的意識形態;(4)官僚精英主義。也就是說,傳統左派的社會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理論、戰後日本的“非武裝中立論”;(所謂美國強加給日本的)“東京裁判史觀”、(蘇聯強加給日本的)“共產國際史觀”和在這兩種史觀之下形成的戰後“黑暗史觀”(即日本近代歷史一片黑暗)、“自虐史觀”、“反日史觀”、“謝罪外交史觀”;以及傳統右派的“大東亞戰爭肯定史觀”等等,統統都屬於上述範疇。而“自由主義史觀”就是要“排除所有這些觀念,明確承認本國的生存權和追求國家利益的權利,實現能夠激發對本國歷史的自豪感和民族精神的歷史教育”。 上述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四大特徵,在理念上具有相當曖昧含混的傾向,但是,它卻清楚地顯示了如藤岡信勝這樣一批日本知識份子在價值觀上的極度動搖。前面提到,藤岡信勝自己說,他的思想變化,源於冷戰的終結和海灣戰爭。確實,冷戰的終結給戰後以來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帶來了重大的影響,海灣戰爭更是給戰後憲法之下日本國民的和平主義觀念帶來直接的衝擊。但是,從整個日本社會思想潮流的變化來看,這兩大事件只是一個外部的刺激,“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運動更深刻的思想基礎潛藏在戰後以來整個日本民主主義的發展和8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之中。只有看到這一點,才能夠解釋為什麼“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運動能夠在日本社會掀起如此巨大的波瀾。 眾所周知,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的基礎是戰後《日本國憲法》。這部憲法以其象徵天皇制和放棄戰爭的第9條為代表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原則,超越了日本一國,在戰後資本主義世界樹立起一面和平主義的旗幟,從而使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成為戰後日本社會思潮的主流。這一思想潮流形成的思想背景,是經歷了長期軍國主義統治和親身體驗了戰爭、戰敗的日本國民,對戰爭、對戰前體制的反省和對和平、民主的渴望。正是因為這一點,這部憲法受到全世界的稱頌。也正是由於這部“和平憲法”,日本才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功,戰後僅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廢墟上的國家建設成了世界經濟大國,一舉完成了現代化的任務。 但是,戰後《日本國憲法》所樹立的和平主義理想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冷戰的格局。在這個格局下,建立了日美安保體制,日本把自己的國家安全委託給了美國。但是它的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美國是否能夠永遠保衛日本?這個問題成為了一個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的懸案遺留了下來,後來就成為憲法第9條得以被不斷擴大解釋的根源。以日本共產黨、社會黨為首的左派政治家及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進步學者,堅守憲法的理想,卻無法用第9條解釋80、90年代以後日本所面對的現實國際環境;沒有辦法用第9條有力地解釋今天國際環境下日本的防衛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只有在現實面前步步後退,最後連日共都不得不將自衛隊作為一個現實的存在加以承認。對於諸如伊拉克派兵等問題,左派及進步人士也只能繼續援用“不要把自己的學生送上戰場”、“不要把年輕人送上戰場”之類50年代的口號。因此我們不能否認,日本的左派及進步學者的主張在面對現實的時候確實顯得蒼白無力。 中國學者普遍認為,9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思潮最顯著的變化是“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而第三次教科書事件的現實根源正在於此。但是所謂“新民族主義”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呢?它又“新”在哪里?多數中國學者(包括筆者本人)一直是把“新民族主義”思潮與“大國主義”思潮簡單等同起來,與“新保守主義”、“新國家主義”甚至“新軍國主義”作為同一層次、同一內涵的概念來使用的。其實,透過“編纂會”的教科書運動,我們可以看到,“新民族主義”有著遠為複雜的、多元多層次的內涵。它既包含了從傳統“皇國史觀”沿續下來的思潮,更包含了產生於戰後歷史當中和80-90年代現實當中的思潮。固然,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和“編纂會”的《新歷史教科書》充滿了“皇國史觀”的腐敗氣息,但是,“編纂會”運動的思想根源卻更多的是來自戰後,特別是80-90年代以後的日本社會現實。 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認為,“近代民族主義”是近代民主國家的基礎,而“近代民族主義”的前提,首先是個體(個人)從地域共同體和家庭共同體自立出來。只有產生了自立、獨立的個人,才會產生個人對國家、對民族的自發意識和自覺的責任感。戰前日本的民族主義是以天皇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沒有個人的自立、獨立,作為個人的日本國民沒有對於國家民族的自覺意識,也沒有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自覺的責任感,只是單純效忠天皇、服從上級意志的“順民”。因此,戰後民主主義不僅不應否定民族主義,相反,“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恰恰應當是戰後民主主義的目標。 但是,戰後在冷戰體制下,日本的民族主義處於分裂狀態:右翼運動繼承了戰前的民族主義;左翼運動樹立的“國民”主體卻和右翼一樣站在現實國家(日本政府或自民黨主流派)的對立面。對於戰後憲法體制下的日本國民整體來說,“國家”是什麼?“民族”是什麼?實際成為了被封禁的概念;“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辭彙成為戰後日本的禁忌語。也就是說,在戰後和平憲法體制下,日本國民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的自覺仍然沒有形成;國家、民族與個人的關係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一句話,丸山真男所說的“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仍然是戰後日本民主主義未完成的任務。實際上早在50年代末,竹內好就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他指出,隨著媾和,日本將從美國佔領的狀態中脫離出來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重新起步,因此民族主義的重新出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民族主義的復興不應是無條件的。日本必須首先追究戰爭責任,把導致民族主義走向極端的病根除去,日本的民族主義才能獲得新生。問題就出在這裏。正如愛知大學教授加加美光行所指出的,戰爭時期日本的民族主義“為什麼成了日本軍國主義體制下的錯誤的擴張主義戰爭的支撐力量呢?戰後沒有對此原因進行深入的探究就匆匆地否定了民族主義”。這一點才是我們今天關注日本“新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著眼點,我們說“編纂會”的教科書運動,其危險性正在於此。 80年代以後,現代化的順利達成和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巨大成就,一方面重新喚起了日本人戰後長期受到壓抑的或者被封閉的民族意識,重新喚起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但另一方面,所謂“私生活優先”、“向私生活傾斜”的現象也同時產生。也就是說,民族主義與個人主義攜手前進,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在意識形態政治衰退的背景下,個人主義進一步加劇了對政治的冷漠,此前人們高喊的各種“主義”似乎遠離了人們的生活。60年代那種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一去不復返。同時,與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相伴隨,原有社會結構當中的共同體消失,用小林善紀的話說就是,日本人逐漸變成“砂粒的個體”(市民),孤獨感增大;加之國際化的推進,日本國民面臨重新確認作為“日本人”自我認同的需要;同時由於自我中心主義的蔓延,希望重建社會的“公共性”和“共同性”的探求也日益強烈。這正是西部邁、渡部升一們在《國民的道德》、《國民的教育》當中所要表達的思想。他們通過“編纂會”的運動,在日本的學術界掀起了一個有關“公”與“私”、“國家”與“個人”問題的大討論,呼喚日本社會對培養“愛國心”的重視。 另一方面,進入90年代以後,以“泡沫經濟”的破滅為標誌,戰後“趕超型”體制走到了盡頭,日本社會平靜的表面之下已在發生巨大的變動。戰後的年功序列制、終身雇傭制直到養老制度、年金制度正在全面解體,經濟高速成長以來日本人引為驕傲的“社會主義型”平准化社會正在扎扎實實地向分化型、競爭型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前進。在這種巨大的變化面前,國民心理處於一種巨大的不安和危機感之中。競爭、壓力以及對前途不確定的憂慮,使很多人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因而希望通過“國家”、“民族”來找回“自我”。同時,隨著日本社會結構的變化和伴隨全球化而來的企業多國籍化等等,原來日本社會中存在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間環節消失,加上對安全、環境憂慮的加深,“國家”對於個人的存在逐漸放大,這也促使日本人重新思考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這是“編纂會”學者們的主張在普通國民中產生吸引力的現實基礎。 然而,90年代以後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後,經濟增長長期處於低迷狀態,轉型期的各種問題、各種矛盾一一呈現,戰後日本人靠經濟成就建立起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倍受打擊,國民情緒趨向消沉,民族心理趨向脆弱。如何增強日本國民的民族意識和凝聚力,為日本國家再塑輝煌而奮鬥,更加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編纂會”的學者們認為,戰後40年日本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在精神上卻處在外來觀念的支配下(“東京裁判史觀”、“共產國際史觀”)找不到“自我”;90年代以後從“失去的十年”當中更加找不到能讓日本人驕傲、自豪從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力量,因此就只有回到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文化當中,於是就回到了竹內好、加加美光行所說的“沒有追究戰爭責任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必然歸結就是那個“神的國家”,就是“大日本帝國”。從這裏重新找回民族自信和自豪的前提就是打破所謂建立在外來精神支配下的“黑暗史觀”、“自虐史觀”。不少中國學者在批判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時,稱其為“非國民的歷史”,其實筆者認為,“編纂會”所謂“國民的歷史”、“國民的道德”、“國民的教育”等等當中的“國民”實乃“民族”之意。 如果像一些學者所說,“國家”是一個不能觸摸的“想像的共同體”,那麼過去的歷史,在國家的諸要素中就是最不可能具體觸摸到的東西,因此它就成為寄託“公共性”與“共同性”的最理想的或者也可以說是幻想的場所。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和田春樹先生說:“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是一個將對戰前懷有“鄉愁”的舊世代的民族主義與希望熱愛自己國家歷史的年輕世代的民族主義同時吸收進來的團體。 “編纂會”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原因正在於此。也正因如此,儘管“編纂會”運動的實際參加者屬於日本社會的極少數,但它在普通國民中卻可能引起廣泛的同情和共鳴,其潛在的影響力不能低估。這是“編纂會”運動的社會基礎。由此可見,對歷史的重新認識,只不過是“編纂會”運動的一個工具,一個突破口。以“編纂會”為中心的教科書運動作為一個大眾型民族主義保守運動,它的終極目標並不是重新認識歷史或者為歷史“翻案”,而是重新塑造日本的國民精神。 這樣一個重新塑造日本國民精神的大眾型民族主義保守運動,其危險性是它所帶有的強烈的排他性追求國家利益的傾向,也就是中國學者所關注的“新國家主義”傾向,它與日本對政治大國目標的追求聯繫在一起,正在日益與保守政黨所推行的“新保守主義”改革形成互相呼應、上下結合的態勢。 總之,從“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作為大眾型民族主義保守團體、直接擁有媒體手段、採取基層市民運動的行動方式等突出特點來看,筆者認為,“編纂會”運動相當充分地體現了社會思潮載體的功能,因此,“編纂會”的教科書運動是透視日本社會思潮、特別是民族主義思潮演變的一個絕好視角,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關注,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僅是筆者的一些未成熟的思考,許多重要問題的探討非筆者一人功力所及,故謹以此文?磚引玉,呼喚我國的日本研究界對於學問性研究給予更多重視。 《國際政治研究》2004年0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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