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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慶正和中國古陶瓷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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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典藏藝術網】 |
2005/12 |
陳克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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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不幸於10月謝世，本刊特請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克倫撰文悼念略誌先生學術成就，並轉載汪慶正先生最新，也是最後一篇研究論文——〈十七世紀景德鎮民營窯業的興盛〉，是文為節錄《十七世紀景德鎮陶瓷展》目錄內專文。不久前，汪慶正先生在回顧他的學術生涯時說道，中國古陶瓷研究是他起步最晚、花費功夫列錢幣、碑帖之後的一門學科。但是，正是憑著汪先生的睿智和對學術的敏感，在中國古陶瓷領域取得了極為豐碩的研究成果，成為一代泰斗。 經過長期的探索，汪慶正先生總結出一套研究古陶瓷的科學方法。他認為：研究中國陶瓷史，要做到兩個兼顧：在研究內容上要兼顧陶瓷美術、陶瓷工藝和陶瓷經濟三方面的內容，不可偏廢。在認識與研究古陶瓷的過程中，關注古陶瓷的造型、紋飾固然重要，但是若是不注意陶瓷製作時留下的工藝特徵，往往會陷入造假者的圈套；而重視陶瓷生產、流通的經濟學背景和過程，不僅是完整的陶瓷史所必備的，而且會在一些疑難問題上找到更令人信服的證據。在研究的過程中，汪先生強調要兼顧文獻、傳世實物、考古資料三方面的資料，不可偏廢。古代文獻往往是歷史的真實記錄，不可輕易否定，但是有時記載會不全面；流傳有緒的傳世文物是我們認識古陶瓷的老師，如果對文物缺乏最基本的鑒定能力，那麼研究往往會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礎之上，當然，對古陶瓷的認識水平也有一個逐步提升的過程；科學的考古資料是研究古陶瓷產地和時代的重要依據，但也有一定的侷限性。科學地認識三者的利弊，將它們結合起來，才是古陶瓷研究的科學態度。汪先生還較早在古陶瓷研究中引入科學檢測方法，科學檢測包括古陶瓷胎釉成分測定和熱釋光年代測定兩部分，測定資料往往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驗證研究結論的準確性。
據汪慶正先生回憶，他是從文革後期開始從事古陶瓷研究的，當時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艱苦，唯一的有利條件是上海博物館有豐富的館藏，從此，陶瓷庫房成了他的研究室。在熟識歷代古陶瓷和瞭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他對中國陶瓷發展脈絡進行梳理，敏銳地發現其中有許多尚未解決的難題。主持上海博物館《中國歷代陶瓷》基本陳列的內容設計和參與《中國陶瓷史》的主編工作，成為他全身心投入古陶瓷研究的契機，研究並解決古陶瓷研究中的難解之謎成為他研究的重點。
長期以來，汝窯的產地問題一直困擾著古陶瓷研究者，自1930年代，就有學者在河南臨汝一帶尋找；1950∼1970年代，河南省和北京的專家對遍佈河南全境的數十處古窯址進行了全面調查，考察的重點主要放在臨汝縣（今汝州市）境內，但依然訪無結果。1986年古陶瓷西安年會上，汪慶正先生看到了河南寶豐清涼寺農民犁地時發現的一件青釉洗，雖然釉色與傳世汝窯有差別，但是其他諸如胎色、造型、支釘等特點基本符合汝窯的特點。汪先生敏銳地感覺到汝窯的產地問題將要得到解決。回上海之後，他馬上派陶瓷研究部的二位同事先後兩次前往現場調查，第一次發現了一些典型的汝窯瓷片標本，第二次發現了支燒具、匣缽、火照等窯具，最終證明了汝窯的確切窯址在寶豐清涼寺村。 文獻記載歷史上的南宋官窯有兩處：郊壇下官窯和修內司官窯。早在1920年代，在文獻記載的南宋臨安郊壇所在的杭州烏龜山下發現了郊壇下官窯，而在記載修內司官窯所在的鳳凰山卻久尋未獲。一些專家、學者紛紛考證，有說郊壇下官窯即為修內司官窯者，也有說修內司官窯即是傳世哥窯。一時，修內司官窯問題已獲解決成為古陶瓷界一種時髦的觀點。汪慶正先生卻在不同的場合堅持認為：歷史上有許多事例證明了文獻記載的可靠性，常常是我們對文獻的理解發生了偏差。因此，文獻記載不能輕易否定，在人們對鳳凰山的每一寸土地徹底翻遍以前，對修內司官窯的探尋仍應抱有信心。1996年9月，杭州的考古工作者在杭州鳳凰山與九華山之間的一條小溪附近的老虎洞發現了宋代的瓷窯遺址，經過科學的調查與發掘，證明這就是人們長期尋覓的修內司官窯遺址。當年朱伯謙先生和杜正賢所長攜帶在老虎洞發現的瓷片標本專程來滬與汪先生探討時，汪先生興奮不已的情景至今仍在眼前。當時他就斷定，這些與郊壇下官窯相似而又有區別的標本應該就是修內司官窯的產品，以後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為此，汪慶正先生曾幾度親臨現場考察，他感到多年帶著希望的探索並沒有落空，從發掘現場所見的部分發掘材料和標本，確信該處窯址和南宋人的記載完全相同，應屬南宋官窯無疑。而且他還進一步考證推斷修內司官窯的創立不可能早過紹興20年（1150）前，窯址燒造的下限一直延續到元代。
北宋官窯問題是長期困擾學術界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根據記載，北宋官窯在河南開封，但至今尚未發現窯址。由於尋訪一直沒有結果，加上黃河自宋代以來多次改道，北宋的都城汴京（今開封）已被掩埋在6米深的淤土之下，於是有學者認為文獻記載的所謂「北宋官窯」實際上就是汝窯。對此，汪先生始終持反對態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內張公巷一建築工地發現的青瓷標本送來上海請汪先生鑒定，汪先生看後大吃一驚。這些標本釉色淡雅、清亮，釉面無開片，底足多見平切墊燒。從標本胎土細膩純淨、造型製作精良等特點看，張公巷窯址的產品絕非一般民間生活用瓷。它們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4件相傳河南出土的「北宋官窯」標本無論在胎釉、造型、工藝等方面都完全一致，與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亞歷山大碗〉也基本相似。經過熱釋光年代測定，其時代在北宋範圍之內，胎釉成分分析也證實了上海博物館收藏的4件標本正是張公巷窯址的產品。當然，所有這些結果尚不足以證明張公巷窯址就是北宋官窯，但是它可以引發人們的思考：北宋時代一處生產精美青瓷的窯場，其質量之高說明不可能是民窯的產品，其特徵又與北方其他名窯有很大的差別，那又該如何定位此窯呢？當時汪慶正先生認為可能就是北宋官窯。目前，認同這個觀點的學者越來越多。
17世紀明末清初之際，社會動盪，戰亂紛起、景德鎮官窯的生產受到極大的影響，官窯的優秀工匠流向民窯，加上外銷瓷需求的大增，促進了景德鎮民窯生產的大發展。由於這一時期景德鎮生產的瓷器主要輸往歐洲和日本等地，因此長期以來關於17世紀景德鎮瓷器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國外。在1980年代後期，汪慶正先生在國內學者中最先開始研究這一課題，並認為過去一些被人們看作康熙末或雍正時期的署干支年款的青花瓷器，其時代要推前60年，屬17世紀的典型紀年器物；用這些器物的造型、紋飾及工藝特徵作為標準進行對比，可以找出一批17世紀景德鎮生產的青花、五彩及白釉瓷器；當時青花發色鮮豔、純正是因為青料採用了新的「火」提純法，提高了青料中氧化鈷的含量；「可竹居」是當時極為重要的民營窯業主的店號，器物大多融詩、書、畫、印於一身，這是典型明代文人畫的風格，由此可見「可竹居」主人精通詩、書、畫、印，可能就是明代的文人畫家，正是由於他們的加入，才使得17世紀瓷器具有濃郁的文人書卷氣，同時也是他們藝術才能的發揚和體現。這些成果引起海外學者的極大關注。1990年代初，在美國召開關於17世紀景德鎮瓷器的學術大會，在出席會議的近300名代表中，來自中國的只有汪先生一人。回國後他大為感慨，一方面立即著手組織研究，另一方面注重這方面文物的徵集。正因為有了十幾年的積累，取得了國際公認的成績，上海博物館才有可能在2005年至2006年間與英國巴特勒爵士合作，先後在上海和倫敦舉辦「17世紀景德鎮瓷器展」，出席在上海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近百位代表中才會有一半以上來自海外。
在汪慶正先生從事中國古陶瓷研究的30年中，參加主編的《中國陶瓷史》被陶瓷界視為經典之作；主編的《青花釉裏紅》、《汝窯的發現》、《越窯、秘色瓷》《上海博物館藏康熙瓷器》、《景德鎮彩繪瓷器》、《中國陶瓷全集》等專著是今天研究中國古陶瓷的必備教科書，《簡明中國陶瓷辭典》和《中國陶瓷辭典》（英文版）則已經成為認識和研究中國古陶瓷的常用工具書；他撰寫的一系列學術論文為揭開古陶瓷研究中的難解之謎所作出的卓越貢獻為世人所公認。1992年以來，在汪慶正先生的主持下，上海博物館先後主辦了哥窯、越窯和秘色瓷、白瓷、17世紀景德鎮瓷器等4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促進了相關課題的研究，擴大了中國學者在國際上的影響。 在「17世紀景德鎮瓷器展」和研討會開幕前夕，為此付出極大心血的汪慶正先生離開了我們。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他悉心培養的一批中青輩學者已經成長茁壯，他們繼承老一輩學者的治學經驗和鑽研精神，在前輩的研究基礎上，相信能對中國古代陶瓷研究領域有更多的貢獻與收穫。 日期：200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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