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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於周王墓的出土
西周史研究意外困難。就文獻資料而言，集中在於西周初與西周末年。其餘有關西周的記載都是春秋以後之人所追述的，可信度存疑。而在考古上，相對於殷墟的發掘，截至目前為止，並未發現周王之墓。對於周王的系譜，目前只能依賴《史記》，但疑點甚多。今人皆相信夏商周一脈相傳，這可能是戰國學者的說詞，只是部分事實。二十世紀前期的疑古學派的研究，誠然犯了許多錯誤，但作為學術先鋒，誰能無過。但中國史學在二十世紀經歷了愛國主義的洗禮，海峽兩岸的史學主流多抵制疑古學派，旨在重建一個一元體系下的中國。1995年中國史學界受國家資助，進行「夏商周斷代工程」，雖然個別的業績值得肯定，但其目的之一是要再造夏商周一脈相傳，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而源遠流長的史實。然而，斷代是一回事，塑造一脈相傳的事實又是另一回事。其實我們今天對於周王統治的事實仍不明瞭，我們要採取的策略即使不至於疑古，也不應該是信古，即相信戰國以至漢代學者所編撰的「西周論」。
舉例而言。今天的主流西周史告訴我們，周代殷而為中國之王，且是唯一之王，各地域政權依不同的制度（所謂「封建」）服屬於周王，故建構了一個「華夏國家」。真的嗎？這種說法有若干事實，但「華夏國家」的整體性卻是一個被後代拼湊出來的事實。王國維早有〈古諸侯稱王說〉一文，指出西周時期存在複數的王。故當時的實際狀況真的如戰國學者所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當時的中國皆服屬於周王而為一元的政治系統，恐怕仍須證據來證明。
周王墓的開掘，給了研究者許多希望。今年五月起，岐山縣縣鳳鳴鎮周公廟風景區一帶西周早期的古墓群，被可能為西周王陵，從今年十月起開挖。如果此事成真，必然是二十世紀中國考古歷史的最大發現之一。拭目以待。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進一步得知考古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22226/3967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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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重修清史，沒必要且荒謬
照國內的報導，他們已經準備好了6億人民幣重修清朝的歷史，計劃是用10年的時間以3千萬字的篇幅來把清史重新修寫一遍。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的理由是，我們現在雖然有一部清史稿，這個清史稿當然不能令人滿意，但是，是一種資料的彙集。
今天共產黨忽然提出盛世修史這個觀念，所謂盛世就是自己因為最近經濟上發展很好，就已經是進入盛世了。到底是不是盛世，國內學者也懷疑，說這是你自己跟自己比的盛世。所謂自己比的盛世是你比文革，大躍進時代要好一些，究竟中國是不是已經進入盛世很成問題。而且，為什麼要花6億人民幣用10年時間修3千萬的歷史，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這樣就引起了很大的爭執，這個爭執的原因，我覺得，完全像從前我談到過的古代的“三代工程”，三代工程也是共產黨一種盛世修史的觀念，他要想繼承中國最早的文明，所以要把中國文明推得越早越好。因此就要夏商周三代，怎?樣重新排列，得到一種定論。事實上，三代工程是很難得定論的，因為有很多資料不足，只是推測之詞。
回到清史，三代工程可以說是盛世修史最先的一部分，最早的一部分，清史也可以說是最後的一部分。這個最後的一部分怎麼樣能夠得到定論是不可能。根據中國共產黨領導清史的人的一個說法，這個人叫戴逸，他是負責這個計劃的。照他的說法，以前的清史，就是清朝遺老修的清史代表的觀點是反動的，封建的，落後的觀點，完全不能表現真實，因此要必須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為指導之下，重新修清史。這是更為荒謬的一個說法。如果用這樣一個已經破產的歷史觀點來重新修清史，就根本不可能修出一部史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歷史的本來面目是不是可以還原本來就是很大的爭執，我們不想節外生枝，談得那麼遠。我現在只想說，修清史是根本沒有必要的。
所以我們研究歷史根本不需要有一部定史在那裏，如果你有一部定史，現在是有3千萬字，照他們國內人估計，每個研究生，清史專門研究生每天讀3萬字，也需要好幾年才能讀完。這樣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拿這個為定本，如果已經有定本了，那又何必研究清史呢？所以無論如何就現在的觀點說，根本不可能需要有一部正統的清史作為大家的標準。沒有這樣一個標準。那麼清史稿現在有的也是一種資料，何況這部書一定是急救章，甚至於最後一定是主張招標，換句話說，把這錢拿出去，誰願意用最低價錢接受這個任務就可以寫其中的一部分。這樣寫出來的史是不是合乎標準，撰寫者是不是有真正的現代的史學訓練，那就是很成問題的。以我現在瞭解的中國的史學工作者來講，合乎標準的人實在是非常少非常少，因為訓練不夠。如果要想找最好的清史人，中國能找到10個，20個已經不得了了。所以用招標的方式，著作的水準根本不能保持。所以無論從任何方面看，都是很荒謬的事情。與三代工程同樣的荒謬。花掉6億的人民幣，用10年的時間寫3千萬字，我可以斷言，就是廢紙，不會有人真正去看的。
而為什麼共產黨回去這樣做呢？共產黨就是馬列主義事實上是破產之後，沒有東西可以繼承，所以要想繼承中國的老傳統了，三代工程是其中之一，修清史也是其中之一。這就表示他已經是新的朝代，而且是站穩了的朝代了，所以敢於修前代的歷史了，至於是不是情況如此，這是政治領域的問題，我就不談了。但是我想，第一他是變身份，想把自己變成一代王朝的繼承者，這觀念本身就是很荒謬的，也可以說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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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生在遼河邊？走進遼寧5000年前的神秘王國
如果不是遼寧省文物考古所專家朱達當翻譯，我們怎麼也想不到，在遼寧省朝陽市淩源縣和建平縣交界處的一片松林下，竟埋藏著一個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秘王國。
這個神秘王國最初的發現是1979年5月。據朱達介紹，當年，遼寧考古工作者在朝陽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村發現了一處原始社會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壇遺址。1983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經過多次試掘，又在相距50公里的淩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村發現一座女神廟、數十處積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積約4萬平方米類似城堡或方形廣場的石砌圍墻遺址。經碳十四測定和樹輪校正，確定這些遺址距今已有5500年。遺址裏出土的文物精美絕倫，世所罕見，令人嘆為觀止。
東山嘴遺址坐落在一座山梁正中緩平突起的臺地上，長約60米，寬約40米。記者看到，遺址下面是大淩河，四周為開闊的平川地。遠望，群山環繞，氣勢雄偉。這座石建築遺址石頭加工技術和砌築技術相當講究，外側可明顯地看出錯縫砌法，長條基石打磨的棱角突出，表面光滑。遺址內有象徵天圓地方的圓形祭壇和方形祭壇，總體佈局按南北軸線分佈，注重對稱，有中心和兩翼主次之分。
據朱達講：這種反映中國傳統建築特色的建築群址，在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還是首次發現。祭壇內出土有當時人們崇拜的生育神和農神的陶質塑像。
牛河梁遺址可以說是上古時代的一個宗教聖地和藝術寶庫。遺址群中的女神廟出土了一尊完整的與真人一樣大的泥塑女神頭像，6個大小不同的殘體泥塑女性裸體群像。還有泥塑的大鳥翅膀，豬鼻子，鷹爪子等殘塊出土，女神廟的墻壁上似乎還有壁畫的存在。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女神頭像的玉眼球竟是用玉鉚釘連接起來的。整個女神頭像造型準確，雕塑手法基本與現代雕塑一樣。
看了這些出土的珍貴文物，記者的腦海裏不禁浮現出一座雄鷹護衛下的高大而神聖的廟堂，浮現出一座女神成排、粗獷厚實、氣韻生動的藝術寶庫。如果說秦始皇兵馬俑是我國封建社會第一個藝術高峰，那麼牛河梁女神廟群像可以看作是我國文明黎明時期的藝術高峰。
在距離女神廟不遠處，有一個和它同年代的積石冢群。這裡有幾十個用碎石壘起來的石棺，墓葬中心方形大石棺可惜已經被盜，周圍很多陪葬的小墓出土時屍骨尚存。有的墓葬完全沒有或僅有少量的隨葬品，有的則隨葬高級的馬蹄形玉箍（頭飾）、勾雲形玉佩、玉雕豬龍、玉雕（號旁加鳥）（貓頭鷹）等。目睹了這個積石冢群址中出土的珍寶，我們好像又走進了另一個藝術世界。這些埋藏在地下的玉雕，經歷了5000多年悠久的歲月，如今拂去表面上的塵土，依然玲瓏剔透，光彩照人。
東山嘴、牛梁河兩處遺址出土的彩陶種類繁多，有供祭祀用的三足器，有雙耳小口尖底瓶，有造型特異的帶有紅山文化特徵的之字紋縷空熏爐蓋，有堪稱彩陶王、胎厚達1．3釐米的彩陶大器殘片。其中最多的是無底彩陶筒形器，據說出土時足有兩卡車之多。其他出土文物還有大批細石器工具和供農耕用石犁、石鋤，這些與女神塑像、玉器等共同展示出5000年前的原始文明。
朱達說，東山嘴、牛梁河紅山文化遺址壇、廟、冢佈局範圍約有50平方公里，這種三合一的佈局，有點類似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祭壇遺址內有象徵天圓地方的圓形和方形祭壇，建築佈局按南北軸線分佈，而且注重對稱，有中心和兩翼主次之分；女神廟有主室和側室，泥塑殘塊證明有體魄碩大的主神和眾星捧月的諸神；積石冢群都在山頂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質，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圍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沒有或僅有少量的隨葬品，有的則隨葬有大型精美玉器，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氏族成員的等級分化已相當嚴格，已具有祀的雛形。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東山嘴大型祭壇設在開闊地帶的山樑上，可以想像當年居住在四面八方的原始部落組織定期來此聯合舉行重大祭禮祀活動的盛況。古人傳說最高統治者的祭祀方式--郊、燎、（火旁加帝）也可能在此舉行。這一切足以說明在這裡活動的原始先民們已脫離了對自然崇拜、對圖騰崇拜的低級階段，而跨入高一級階級的文明社會了。這樣大規模的建築應屬於一個超越於部落之上的聰明組織。
朱達認為，依據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關於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遼河流域考古的驚人發現，表明紅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層次性分化的基礎上已經達到產生最高層次中心聚落的水準，並以宗教形式將這種以一人獨尊為主的等級分化固定下來，同時在制度化的前提下又見多種變化，其中不少都是氏族公社原始性的保留。這正是基於公社又高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即古國的特徵，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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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蘭古墓：解讀歷史懸疑的寶藏
地處柴達木盆地東南端的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歷史上曾是吐谷渾古王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驛址。在這片方圓２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發現上千座至少有１５００年曆史的古墓。近年來，考古工作者透過對都蘭古墓群的發掘、研究，解讀了許多歷史懸疑，認為這些墓葬是研究我國西北民族史、中西交通史以及柴達木盆地環境演變史不可多得的寶藏。
"東方金字塔"：吐谷渾輝煌歷史的見證
吐谷渾人是遼東鮮卑族的一支，西元四世紀遷移到青海南部草原。西元３２９年，吐谷渾人以青海為中心創建了自己的王國，並將都蘭作為都城。西元６６３年，吐谷渾政權為吐蕃所滅，成為吐蕃王國的一個邦國。如今，整個都蘭縣境內，從夏日哈到巴隆之間長達２００多公里的土地上，分佈著上千座吐蕃吐谷渾古墓葬，僅熱水溝內不到１公里長的地方就分佈著大小２００多座古墓。
青海省從１９８２年開始就對這裡進行了大規模的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出的東羅馬金幣、波斯銀幣和３５０多件珍貴的絲綢物品證明瞭這個地區曾經的繁榮。國家文物局曾經把"青海都蘭吐蕃墓葬的發掘"列為"中國１９９６年度十大考古發現"，都蘭吐蕃墓葬群也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都蘭吐蕃古墓的發掘中，血渭一號大墓被考古學家認為是最驚人的發現，它也是所有古墓中最為壯觀的一座墓葬，位於都蘭縣察汗烏蘇鎮東南約１０公里的熱水鄉，屬唐代早期吐蕃墓葬。
這座坐北向南，高３３米，東西長５５米，南北寬３７米的大墓，從正面看像一個"金"字，因此有"東方金字塔"之稱。大墓背後的兩條山脈從東西綿延過來，如同兩條巨龍，大墓則像一顆寶珠，構成"二龍戲珠"之勢。墓堆下有用泥石混合夯成的圍墻，上面每隔１米左右，便有一層排列整齊粗細一般的柏木，整座墓葬共有９層，當地農牧民群眾也因此稱它為"九層妖樓"。據計算，修建這樣的大墓需一萬人勞動一年以上。
目前，考古人員僅發掘了墓葬一、二層，出土了大量陪葬物品和馬、牛、羊等動物遺骸７００餘具。在眾多的隨葬品中，有古代皮靴、古藏文木片、古蒙古族文木牘、彩繪木片及金飾、木碟、木鳥獸、糧食和大量絲綢。考古人員還在墓葬前發現了５條葬馬溝和１３個環形牛、狗等動物陪葬坑，出土了８７匹馬的完整骨架及大量其他動物骨骸。此外，大墓周圍還分佈有數十座小型墓葬。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許新國說，墓葬的這種構築形式和風格，在我國考古發現中絕無僅有。墓葬中出土的絲綢質地良好，圖案清晰，色澤鮮明，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文物。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史專家王小甫認為，吐谷渾王國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頗具神秘色彩的民族，它的存在不過短短３００多年，但其鼎盛時期的疆域東起甘肅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至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連山與河西走廊相接，在吐蕃王朝興起之前，它與中原唐王朝並足鼎立。然而，有關這個民族的記載在史書上所見不多，實物證據目前也略顯不足。因此，都蘭墓葬群對於研究吐谷渾的歷史、文化和風俗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青海路：絲綢之路的要道
提起世界最古老的東西貿易通道--"絲綢之路"，學術界過去普遍認為河西走廊是其主要路線，"唐蕃古道"--青海路只是由於河西走廊因戰爭原因不通時才存在的一條輔助線路。許新國認為，都蘭大量絲綢製品和其他文物的出土證明，從青海西寧經都蘭，穿越柴達木盆地，至甘肅的敦煌，是西元６世紀到９世紀前半葉古代絲綢之路的一段重要幹線。青海絲綢之路在１５００年前的繁榮程度不亞於中外人士熟知的新疆－河西走廊－西安絲綢之路，是唐代絲綢之路最繁榮的幹道之一。
作為"１９９６年度國內十大考古發現"，專家認為，"在青海都蘭吐蕃墓葬出土的文物中，以絲織品最重要，是唐代絲織品一次難得的集中發現。"
據許新國介紹，都蘭吐蕃墓出土的絲綢品種之全、圖案之精美、時間跨度之長在國內考古發現中均居榜首。目前，考古工作都已以這裡在都蘭進行墓葬在已經發現絲綢３５０多件，１３０餘種。在這些絲綢殘片中，有１１２種為中原漢地製造，１８種為中亞、西亞所製造。其中一塊波斯人使用的缽羅婆文字錦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唯一一塊確認的８世紀波斯文字錦。此外，都蘭古墓還出土了漢代中原地區製造的漆器、金銀器和古羅馬金幣、波斯銀幣及來自西亞和中亞的金銀器、彩色玻璃珠等。
許新國說，在都蘭古墓中發現的這些物品絕大多數應是吐蕃與中原、中亞和西亞進行貿易的結果。因此，青海路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齊東方也認為，都蘭出土的一些絲綢製品的紋理和圖案是在我國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現過的，說明這些絲綢製品很可能是從境外過來的。而青海與西域的關係在《舊唐書》等歷史文獻中都有記載，古絲綢之路重鎮都蘭的考古發現為這些歷史記載進一步提供了青海絲路當時非常繁榮的實物證據，對研究中西交流史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柴達木：曾經的綠洲
作為中國四大盆地之一的"柴達木盆地"，給人的印像是一望無際的戈壁和荒涼，但是考古發掘卻發現，在一千多年前，這裡也曾遍佈柏木，是一個溫暖溼潤的地方。
都蘭縣在蒙古語裏就是溫暖的意思。從１９８２年起至今，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這裡累計發掘墓葬近百座，但除了數量眾多的絲織品，考古學家最為驚嘆的還是吐谷渾人用於修建墓葬的大量柏木。
古墓眾多的熱水溝，是一個沒有多少綠色可言的荒涼的山溝，周圍看不到一棵樹。然而在一座座古墓中，大大小小的柏木卻隨處可見。
在柴達木盆地從事考古工作長達２０多年的許新國研究員說，吐谷渾人修建墳墓時，講究用一層柏木夾一層四五十公分高的石頭，然後層層疊起，如同蓋樓一般。柏樹生長是極其緩慢的，一顆碗口粗的柏樹要長２００年，一人合抱的柏樹至少生長上千年。但吐谷渾人墓葬中的柏木，最粗的直徑達５０釐米，最細的也有碗口大小。一般的小型墓葬要用去二三十根柏木，稍大一點的則要上百根。被稱為"九層妖樓"的血渭一號大墓，就有七層用柏木做墓葬的穿木，平均每層要用去四五百根，而且越往下越粗，這一座大墓就用了幾千根木頭。
許新國說，這些柏木應該都是就地取材，因為距離血渭一號大墓西邊四五十公里外的另一條山溝內就有一片柏樹林，千年以上的柏樹隨處可見。如今的柴達木盆地，仍有不少叫柏樹林、柏樹山的地方，在德令哈、都蘭都能聽到這樣的名字。同時，做為吐谷渾王國的都城，這裡在當時應當是一個水草豐美的地方。
考古人員還發現，墓葬年代越往後，使用的柏木也就越細，說明粗壯的樹木在不斷減少，樹木的數量也在不斷減少。這都是吐谷渾人建設都城，修建墓地大量砍伐的結果。
許新國說，從發掘的墓葬來看，１０００多年前，柴達木盆地，尤其是都蘭一帶的氣候和植被都要比現在好得多。因此，可以說都蘭古墓也見證了柴達木盆地生態環境的演變。
都蘭古墓：尚待進一步發掘的寶藏
考古學家雖然對都蘭古墓葬群進行了大量的發掘工作，但是對於上千座歷史久遠的寶藏來說，目前所作的工作還遠遠不夠。因此，考古學家建議應抓緊時間對這一地區墓葬的分佈進行一次詳細普查，為今後的發掘工作做準備。
"這樣做，也是為了避免大量珍貴文物流失。"青海省文物考古所所長許新國說。
據了解，些年隨著吐蕃墓葬群影響的不斷擴大，這裡遭到了盜墓賊的頻繁"光顧"。一段時間內，盜墓者甚至動用推土機等大型機械推開封土，瘋狂盜取珍貴文物。經過青海省多次專項行動打擊後，盜墓分子雖有所收斂，但受經濟利益的驅動，盜墓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都蘭縣文物派出所近日又破獲了一起盜墓案件，追繳各類絲織絲綢製品、陶罐和棺板畫等文物十餘件。經專家鑒定，這些文物大多數國家二、三級保護文物。
都蘭文物派出所所長蘇偉邦說，這已是他們本年度破獲的第三次盜墓案件。由於人力和資金有限，這裡上千座吐蕃古墓正慘遭盜墓者洗劫，面臨著滅頂之災。據有關部門的粗略統計，都蘭縣境內已有近一半的古墓遭到盜掘。
許新國說，從１９８２年至今，吐蕃古墓的考古始終是搶救性發掘，等於是收拾盜墓後的殘局，儘管如此，考古人員還是在這裡發掘出大量珍貴文物，證明瞭這裡具有豐富的文物資源和很高的研究價值，但由於缺少經費，考古人員還從來沒有完整地發掘過一座墓葬，這對於考古研究來說是一大缺憾。
他認為，對於盜墓猖獗的現狀，除了要加大打擊力度，最重要的還是抓緊時間對這一地區墓葬的分佈進行一次普查。都蘭縣境內２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分佈有大大小小的墓葬，柴達木盆地其他地方也不時有墓葬被發現。因此弄清楚墓葬的分佈區域、了解哪些墓葬具有真正的保護價值，才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保護方案，避免大量珍貴文物流失。
同時，有關專家也建議，要使吐蕃古墓得到最好的保護，就應借鑒國內許多成功的做法，採取保護與開發相結合的道路。
吐蕃古墓群距離１０９國道--青藏公路僅有幾公里之遙，處於佛教聖地塔爾寺、國家著名風景名勝區青海湖和戈壁新城格爾木之間，其獨特的建築風格和深厚的歷史文化都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因此，專家認為，在這一地區建立"吐谷渾"邦國展館和古墓群旅遊基地，無疑將為千里青藏線再添一道美麗的風景，彌補青海湖和格爾木這幾百里距離間的旅遊景點空白，實現西寧至拉薩沿線旅遊景點有機和完美的鏈結，為青藏旅遊品牌增加新的亮點。
據青海省文物局副局長馬偉民介紹，目前，為保護吐蕃古墓而興建的的都蘭吐蕃（吐谷渾）文化保護中心也將於年內完工，保護中心建成後，不僅有利於考古工作者進行長期的分地域考古調查，改善考古工作者的發掘與研究條件，而且便於得到資訊，有力打擊盜墓分子。此外，中心建成後也將向遊客開放，展出近年來在吐蕃古墓中發現的大量珍貴文物，使這裡成為展示青海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資源的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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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重疊」台灣史研究迎向圖像化
如果不同的時空可以重疊，那麼順著清代的台北城走一圈，很快就可以發現19世紀末的「考棚」與今日補習街大致相符；「兵營」後來變成日本山砲隊又變成中華民國陸總部，現在則是中正紀念堂…。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前行政院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昨天指出，台灣史的研究，已經進入新的時期，不再以文字紀錄為限制，更將圖像（如地圖）史料、歷史舞台等因素納入考慮。他表示，除了自己正在展開「非文字」史料的研究，新一代的歷史研究也在這方面展現成果，例如不久前《省道台一線的故事》及近日果實出版的《古地圖台北散步：一八九五清代台北城》等著作。
吳密察說，在新一波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須將以往對「地」描述之史料加以蒐集整理，且不能忽略方志等文獻內包含的地理文字資訊加以解讀後使用。
《古地圖台北散步》是由一群年輕的史學研究者撰寫，以公元1896年出版的商品地圖〈台灣台北城之圖〉為起點，加上二百餘幅珍貴照片、插畫完成的作品。該書作者之一王慧芬指出，這本書提供讀者的「不是單純的懷舊」，更希望讓讀者以古地圖為方式，對於當時的時空、文字史料進行理解。
當然，吳密察說，老地圖都是「示意圖」，繪圖者依照其心中的度量來繪製，而非今人所慣見的地圖。因此其上的資料必須經過「翻譯」，亦即綜合判斷時間、度量等因素，才能與今日的狀況加以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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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台北有古城！
「什麼？台北有古城！」乍聽之下所有人的反應，無非是面露狐疑，內心夾著三分竊笑，台北，半新不舊的，有古城嗎？就算有，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古城吧？君不見，多年來台北夠資格的國際地標，不外乎中正紀念堂、故宮博物館、圓山大飯店，這個城市不乏夢幻獵奇的傳說，唯獨「古城」之說，荒誕、痴夢、夜郎自大！試問，古城在哪裡？有那麼偉大嗎？
這是個不太容易回答的問題，台北，確是有古城的，只是資淺，一百廿年，二甲子光陰，而且，是個坎坷的短命城，籌建到完工，費時近十年，但廿年不到就拆得只剩四座城門，迄今也僅北門稱得上原貌，其他的易容改裝，有古樣無古韻。
台北古城的現實，既是這般殘缺，與漢城南大門、新竹東門如出一轍，徒留城門聊表紀念，不能登樓狎玩，連拍張到此一遊的立足點都沒有，號稱國家一級古蹟，卻被高架橋凌空包夾、建築巨獸在旁雄伺，歷史與現代的接合是如此粗暴，坦白說，當下為古城立像，絕對是不忍齪目的，我們可能需要一副變焦鏡吧，用很多煙幕，霧裡看花，像李昌鈺博士重建總統槍擊案現場般，找出歷史碎片，然後試著拼貼看看，會不會現出什麼朦朧的圖像來。
台北城，一座清代最後的石造風水城
我們試著在五十萬人包圍總統府的遊行活動裡，突破萬難，鑽進東門城的券拱裡，可以確定這是當年景福門的所在。有座垂直鐵梯，僅容單人攀爬，專供訓練有素的憲兵，登樓監視保護博愛近畿之區國家元首安危。但換個心境，這是鳥瞰博愛特區很人性的視角，眼前介壽廣場總統閱兵的壯闊軍容，與殖民時期最高權力中心總督府呎尺相對，是古城中最有政治象徵光環的。但若要尋找歷史線索，我們得望北，打一束雷射光至七星山頂，這條清代堪輿下的風水軸線，決定了台北城牆長端的走向。也就是說，今天的中山南路、中華路，過去台北城牆的所在，是循著上千年的中國風水觀，遙遙指向更遠方的北斗七星。
很難想像，台北未建城前的混沌景象，得借助傳統風水鎮守北台。當年欽差大臣沈葆楨上疏裡就提到：「台北口岸四通，荒壤日闕，外防內治，政令難周。…伏查艋舺，當雞籠龜崙兩大山之間，沃壤平原，兩溪環抱，村落衢市，蔚為大觀。…非特淡蘭扼要之區，實全臺北門之管鑰，擬於該處創建府治，名之曰臺北府。」至此，「台北」才正式浮現於政治版圖上。
光緒元年台北設府之前，台南、嘉義、鳳山、彰化、雲林、新竹、宜蘭、澎湖已先後建城，台北、台中是清代最後官准建造的城池，但台北城則是台灣眾城之中，唯一以條形方石建造的方城，用料精美、構工嚴謹。
清代台北城倡議興建之前，台灣南有牡丹社事件；而古城完工之年，台灣北有法軍入侵，說明了這個清廷眼裡，孤懸海外的蔥薾之島，當時正飽受列強覬覦。台北城的興建，乃至於爾後省會北遷於此，均具有高度戰略與統治威權意涵，傾一國漸頹之力，藉方正之城，圖皇輿江山之永續，台北、中國；地方、中央，選在東南沿海風雨飄搖之際，有了實質的鏈結關係。
官民合建，三市街奠定台北城市核心
台北並非有了古城才稱市，相反的，直到日本人進城，台北城內的商業市集，仍遠不如艋舺與大稻埕。艋舺興起於清乾隆年間，靠著水岸渡口發跡，船郊行帶動聚落發展，寺廟林立，供奉由大陸原鄉渡海來台的宗族守護神，而紛爭不斷的族群械鬥，敗走的同安人，又於咸豐年間於大稻埕異地逢生，靠著樟腦、茶業外銷，一舉超越艋舺，整個台灣經濟重心，也由南部米糖糧倉，轉移到台北。大稻埕洋行領事館林立、氣象萬千，可以說是台北面向國際最早的通商口岸。Formosa
Tea遠銷紐約，打響了福爾摩沙的東方美名。
可以說，碼頭利益和家族勢力已經綿密盤據著艋舺和大稻埕，兩大市集又相互對立，因此官府建城刻意擇地另建，藉以等距平衡攏絡泉漳商賈，可謂用心良苦。光緒五年知府陳星聚推動築城，號召北部富豪板橋林維源、士林潘成清、大龍峒王廷理、大稻埕陳霞林等捐疏集資，但蓋到一半因為經費告鑿而停頓。對於「追加款」十三萬元，泉派、漳派首領究竟誰該多出互不相讓，甚至推病「無力加捐」，後經官府安撫，取得雙方都得加倍捐票的協議，才在光緒十年大功抵定。
清代地方城內的建築分為禮制、行政、軍事、教育、商業、休閒，與現代城市無太大差異，其實早在築城動工的前一年，艋舺商賈洪祥雲等人，即在今館前路租地建造店屋，光緒十八年，巡撫邵友濂奏請將省會移至台北，靠著衙門行政中樞，進一步刺激商業發展，廣招人民在城內新設商舖，主要集中區即衡陽路、重慶南路，老一輩的台北人都有印象，光復後城中區的商業紋理也不脫這個範圍，兩甲子的歲月波折，竟還奇蹟式的留著這些歷史路徑。
新公園，承載台北古城今昔縮影
早么的台北城，一九○四年殖民政府執行都市計畫拆城開路，今年恰屆百年，卸下的城牆石，用來佈設排水幹道、監獄圍牆和新式建築基座，清代城內官署、寺廟、宗祠，除布政使司衙門部分保留移築植物園外，其他悉數拆除，而由象徵殖民統治威權的總督府博物館（清代原址為天后宮）、總督府（原陳氏家廟，今遷往寧夏路）、中山堂（原布政使司衙門）等取代。
日本人銳意建設城內，開了許多「內地人商店」，昭和六年的「台北市史」寫著：「內地人商店陳設，均費盡心思，服務品質與價格，都較艋舺、大稻埕區的台灣人商店為高級。」殖民者引入時尚與新式生活型態，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公園）可見其端倪。
新公園原址係清代台北城內的天后宮，面向大南門，係官府刻意塑造的信仰中心，日本人拆廟後，趕在步入廿世紀之歷史當口，將其闢設為台灣第一處都市公園，後來還興建總督府博物館，讓各地人士步出台北車站，即迎面看到統治者旺盛的治理成就。拆城後的台北城內，集政經統治權力之最，都市地景已轉化成為跨耀政績的櫥窗，台北大幅躍升為台灣的中心，賦予台北城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
今天循著清台北城西門街（衡陽路），進入這座公園，左手邊水塘拱橋窺見博物館的景象，與百年前幾乎一模一樣，右手邊音樂台一角的「急公好義坊」，見證當年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與仕紳洪騰雲捐地做公義的一段佳話，石坊前的獅子，則是台北府衙門的鎮署之寶。斜對角的一閣四亭，內有「大潛亭」，紀述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於台北推動新政的現代化事蹟。
再往公園深處漫步，林蔭間的粒粒石柱珠，還是不折不扣天后宮的遺跡。當然，不能忘記二二八紀念館，這樁延燒全島的歷史悲劇，發生於大稻埕，關鍵的決策時刻在城內造成嚴重傷亡。幾十年後，爭民主的草根訴求在龍山寺廣場集結醞釀，二二八禁忌被打開了、博愛特區管制被解嚴了，傳統的三市街，共同走過二甲子，歷史的深結究竟解了沒？或許還值得玩味。
台北城、台北學，再續一段城市傳奇
台北古城壽命雖短，但其劃時代的關鍵作為，緊扣著台灣社經結構轉型的歷史節點，使得隨後而來的殖民政府，得以在古城經緯裡，迅速建構新統治者的政治中樞，這些基礎，五十多年後撤退來台的國民政府，又再續以沿襲。台北城的景福門、麗正門、重熙門悄然變容，閩南飛翹的燕脊，被厚重華麗的北方宮殿樣式取代，城內街道名稱也跟著中國化，每一甲子，台北城的命運似乎都有結構性、不得不的翻盤。
台灣省會、殖民中樞、戰時首都，一百廿年台北城大氣魄的走過，亞洲戲劇化的近代化過程，幾乎每個大城市都有相類似的遭遇，但面對歷史的態度各有所持，台北此刻談建城二甲子，某個程度，是企圖營造「台北學」的新論述，在糾葛堆疊又有些扭曲的歷史沉積岩上，建立平台擴大對話，深化台北城市各項表徵的當代意義。當然，偉大的城市少不了傳奇佳話，讓故事可以百聽不厭為世人傳說。活在二○○四甲申年的台北人，接下來的故事恐怕就靠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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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陵墓的亙古之謎
2000年8月，“山河探險協會”發起人徐海鵬曾帶領探險隊在“尋找成吉思汗”之旅中到達新疆。他告訴記者，阿爾泰地區青河縣一個叫“三道海子”(在新疆語中，“三道海子”意為“三個湖”)的地方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我看到有十幾個大小不一的石堆建築，其中最大的一個石堆，圓周有100多米、高25米，外面裸露的石頭上還有許多壁畫。外邊的三個湖是人工形成的運河，像護城河一樣圍住中間的石堆。”徐海鵬回憶，西方研究亞歐草原文化的權威哈佛大學尼古拉﹒喬教授，盡管見過許多巨石大墓，當時看到如此規模的石堆後仍深感震驚。
青河縣三道海子與蒙古國交界，境內有成吉思汗西征大道遺址，境外蒙古國那邊有成吉思汗大軍駐紮的營帳遺址。此處森林繁茂，地勢開闊，可屯兵百萬，相傳為蒙古大軍西征駐地。徐海鵬說當地人告訴他，他們相信最大的石堆下就埋葬著一代帝王成吉思汗。
“到目前為止，關於成吉思汗的陵墓所在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結果，雖然中、俄、蒙等國探險家或考古家都提出各種各樣的觀點，但在學術上至今未有定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白翠琴研究員告訴記者。
按照習俗，元代帝王的墓葬都採用“密葬”形式，所以至今仍未發現一座元代皇家陵墓。一位蒙古專家預言:成吉思汗的陵墓裡可能埋藏著大量奇珍異寶，裡面的工藝品甚至比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馬俑還要壯麗。更有考古專家稱:成吉思汗的陵墓一旦被找到，那將比“特洛伊”考古和和圖坦卡蒙陵墓的發現更激動人心。
英國著名探險家蒂姆﹒謝韋侖（Tim Severin）當年曾騎馬橫跨蒙古大草原，後來寫成著名的《尋找成吉思汗》一書，由台灣馬可孛羅出版社出版。此次在出版社幫助下，他專門向記者回顧了當年與一支探險隊“狹路相逢”的趣事。
當時在蒙古境內的不兒罕山附近，謝韋侖和當地向導等一隊人馬行走在草原上，忽然在荒涼而死氣沉沉的原野上看見一個小“城堡”:“其中有幾個卡其色的大型軍用帳篷，帳篷的柱子很高，帳頂上還有冒著煙的煙囪。”小城裡還有一大堆黃、白相間的“超現代”的帳篷，“帳篷後面，十幾輛簇新□新的越野車整整齊齊排成一線。”謝韋侖說，他當時還真以為“是外星人剛剛降下來了呢！”
蒂姆後來才知道，他見到的是日、蒙兩國聯合組成的三河探險隊（Three Rivers Expedition）的營地，這支設備精良、秩序井然的隊伍是專門準備挖掘成吉思汗陵墓的探險隊。
“他們動用了一大堆儀器，有些像是地雷探測器，有些是掛在脖子上不知名的黑盒子。這些人聚精會神地盯著儀表上的指數看，要不就傾聽耳機裡傳來的聲音，撥弄幾個轉鈕或是開關。他們動用衛星攝影技術，照遍了不兒罕山的每個角落，空照圖密得跟馬賽克一樣，然後用經緯儀跟距離測定儀進行田野調查。他們希望寄託遙感技術，徹底檢查植物、土壤、岩石和磁場。”
日本人如此地毯式搜尋的理論依據是，如果某地葬有成吉思汗，這裡的地表數據也一定有異常。但也有人不以為然:幾個世紀過去，河流可能改道，直接流過陵墓的位置，此外，河水也有可能在陵墓上方匯聚成湖。日本專家由此又利用各種先進技術，精確繪製了湖泊與河流地圖，尋找不正常的排水孔道。
蒂姆﹒謝韋侖稱他遇到這支探險隊時，他們剛剛完成第一季的工作。這支探險隊得到日本一家大報的贊助，也得到蒙古政府給他們的三年調查時間。但無論是一流的設備還是一流的工作精神，都沒能讓這支兢兢業業的隊伍遇到奇蹟──他們除了在肯特山（不兒罕山）附近發掘了兩三百座古墓外，一無所獲。
2000年8月，美國的探險家穆裡﹒克拉維茲和他率領的由科學家、考古教授和翻譯組成的考古探險特別小組，又信心十足地來到烏蘭巴托，繼續尋找成吉思汗的神秘陵墓。克拉維茲今年68歲，是一位律師，也是一位億萬富翁，他的私人財產估計有5000萬至1億美元。克拉維茲的計划起先遇到蒙古政府的抵制，他幾乎拿出自己的全軟蓄，在蒙古生活了6年，想盡一切辦法說服政府，也說服了學術界，成功吸引了兩位著名當地歷史學教授加入探險。
2001年8月16日，克拉維茲的考古隊在烏蘭巴托東北三百多公里處的森林中發現了一個城牆環繞的墓地，裡麵包括幾十座沒有打開過的陵墓。古墓部分被森林覆蓋，三面有圍牆。探險隊由此向外界宣布“找到了成吉思汗的陵墓”，但後來被證明是匈奴墓。克拉維茲誓不罷休，去年特意從美國運來能勘探到地下10米深處的先進儀器，發誓非要找到成吉思汗陵墓不可。
當年蒙古國總統巴嘎班迪訪華時，中央電視台記者水均益在採訪中曾特地向他提起這個問題。巴嘎班迪的回答很巧妙:“根據成吉思汗傳承下來的一個遺囑，也就是他去世時所說的一段話，他說，讓他的陵墓永遠不讓世人知道。因此，我們遵循成吉思汗的這一遺囑。我認為，成吉思汗陵墓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這並不重要……讓它永遠成為一個謎底似的問題，使那些願意猜謎底的人繼續猜這個謎底吧。”
“我相信他在等著我，而且是非常耐心地。他在那裡等了800年了，看來他還要再多等幾年。”不死心的富翁探險家克拉維茲說。
成吉思汗之墓為何成了難解之謎
1227年，60歲的成吉思汗南征西夏時逝於軍中。傳說為了穩定軍心，蒙古軍隊秘不發喪，政事如常。使臣與外國商人依舊到他的帳外聽候傳喚，傳令來去，假裝這位世界帝王仍在發號施令。
成吉思汗死後，他的諸子、諸將們遵囑滅了西夏，然後護送其靈柩北歸。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是在成吉思汗死後，他手下的將領遵照他死前命令，秘密將遺體運回蒙古。據說手下將領嚴守秘密，路上遇到行人一概殺之，以免走漏消息。
據《蒙古秘史》記載，蒙古皇族下葬後，先用幾百匹戰馬將墓上的地表踏平，再在上面種草植樹，而後派人長期守陵，直到地表不露任何痕跡方可離開，知情者則會遭到殺戮。元末人葉子奇在《草木子》中說:蒙古諸汗葬後，以萬騎踏平墓地，當著母駱駝的面殺一隻小駱駝，然後以千騎守墓。等明年青草生長，守軍移去，草原上一望平野，已無絲毫痕跡。要祭墓的話，把小駱駝的母親牽來，母駱駝來回悲鳴之所便是葬所。但待母駱駝死去，再沒人找得到陵墓所在。
目前，各國考古專家關於成吉思汗墓地確切位置的圈定，比較認同四個地點。一是位於蒙古國境內的肯特山（不兒罕山）南，克魯倫河以北的地方;二是位於蒙古國杭愛山;三是位於中國寧夏的六盤山;四是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鄂托克旗境內的千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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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
我國最早發現的如意是玉如意。對中國人而言，玉本身就象徵著堅潤不渝的美德。禮記上說『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曹子建的洛神賦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故玉成為定情之信物，以示愛情堅貞。由此推知古人對玉如意的涵意，是玉與如意的雙重吉祥。其次，圭、笏也是如意的早期種類。古代有天圓地方之說，圭上方下圓，為乾坤之象。所以，天子朝會禮賓大典時，端坐執圭，以示手握乾坤，掌執王權。圭以玉為之，其尺寸大小以定五爵王位統治者之尊卑。大夫則執笏，用以記奏對策。以示君臣國策應對如意。
天主教信徒對手持鑲滿寶石權杖的教宗、樞機主教、總主教等行禮時，也常見跪下吻他手上華貴的戒指。權杖和戒指，就象徵權威與地位，與中國的圭、玉佩和如意，在許多方面同具相同的意義。
唐初，釋氏法師持長杖講道，頂端做指狀，用為講解示意，偶作搔背用，亦因此得如意之名。最初天竺僧人所持之杖，長三尺許，自易名如意或係實用，故而廣被流傳普及民間。古代老師授徒時，講杖之上結以麈（音主）尾，作解說和拂塵之用。歐陽修詩『揮麈無由停』，意即忙於講授。按麈，大鹿行，小鹿尾隨其後之意，藉喻師教生隨，皆能如意。因此，古代學生向老師在信函上尊稱『麈座』，也就是這樣的來源。又據晉書『王衍妙善玄言（哲學），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由此推知，如意端飾鹿尾，已經是佛家傳統與中華文化形成合流。如今，如意已成為宗教文物，佛、道教的法器，就是代表僧侶、信眾頂禮膜拜的尊崇與誠敬。
千百年以來，如意代表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它的品質和形象，反映了權威、地位、財富、性向、雅俗。古代文人雅士，多深居簡出，於燕居時把玩如意，或供陳設添增典雅；或交際場合為饋贈禮物，喜慶時呈獻瑞器，無不象徵吉祥順達，成為生活家居酬酢禮節的一部份。因此，藝術家各盡創意巧思。在材質上，象牙、玉、骨、角、木、竹、石、琉璃以及各類金屬，應有盡有，無不盡施；在造意圖案上，則雲采、水波、芝草以及山水、花鳥、文字、神像文物等，多采多姿，雕金縷玉，踵事增華，巧奪天工。或因我國地域遼闊，時代久遠，精美絕倫的手工藝和時尚，各盡其用，各隨所好，廣被流傳。如意的一般形式，兩端大，中部拱橋形，但分五段者亦不少。由於其形式多方，故其尺寸亦頗懸殊，自三尺以至三寸，莫不具備。
為保存此代表饒富意義的中國社會文化，歷來官方博物館或民間收藏家，都珍藏各朝、各代、各類、各型古董如意，為數之多，每以百計，而當代藝師們也有不少如意創作品堪稱上乘之作。吉祥如意展特予蒐集展示，期盼大家帶著一片歡喜心情，逐一欣賞觀摩，進而人人心中自有如意，可以一直陪伴博物君子，千禧吉祥，祝君如意！
如意不僅是吉祥的信物，也是我國特有祈福言語，外語很難有相等的辭彙來表達這個概念。莎士比亞的名劇《As
You Like It》，頗有祝君「如意」之意；然而，如意的東西，是人人所冀盼的，因此稍改動莎翁劇名為"As
You Like It As You Wish"（如你所喜，如你所願），或許更恰當的表達我國如意的意思。祝福得到如意的東西；那麼，是"get
what you like and get what you wish for"（得你所願，得你所喜），豈不更如意了嗎。如向外賓介紹時，酌加利用，或許會如你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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