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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失傳
漳州浦南發現獨特古儺戲
表演者將身體裝進一個橢圓形、以經緯線編成的竹筐內，竹筐外蒙上古代戲劇人物的服飾，竹筐頂部裝上一個比人頭還大3倍的面具。表演者隨著歌仔戲的打擊樂，且行且舞，做出誇張滑稽的動作。不久前，漳州市文化與出版局在民族民間文化普查中發現了這種奇特古老的儺（nu帙），認為它保持了文化的原生態，極具研究價值。
由來久遠
這一古老習俗保存在近郊的浦南鎮，當地人稱“大儺”。84歲的村民張屬金介紹，從他記事起就有這種習俗了。每年春節和農曆正月二十二，村裏都要舉行盛大的民俗活動。這兩尊戴面具的“大儺”排在活動隊伍的最前列，由兩位村民分別裝進竹筐，筐頂裝上代表公子和書童的面具，走在隊列的最前面。隨後是龍隊、獅隊、馬隊、棚藝隊、鑼鼓隊、擔金棗（當地民間舞蹈，表現金棗豐收的喜悅）、落地掃（歌仔戲的前身）、跑馬陣，陣容強大，鑼鼓齊鳴，在村中、山上巡遊，極為熱鬧壯觀。
張屬金記得，他17歲時，當地發生了一場瘟疫，死了不少人、畜，當時周邊的村莊都“請”這兩尊“大儺”前往驅瘟辟邪。
神秘奇特
記者查閱資料得知，“儺”在《說文解字》裏的解釋是驅鬼的慢節奏舞蹈。關於儺的定義有：“儺和儺祭、儺儀是一種世界性的古文化現象，它以驅鬼逐疫、酬神納吉為目的，以巫術活動為中心，是原始民族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及萬物有靈觀念的產物。”“儺文化是中國古代農耕社會的一種原始信仰，是古代中國農耕民族為了祭祀農神——儺神而創造出來的原始文化”。
漳州市文管辦負責人、歷史學會副會長楊麗華在查閱了貴州、湖南等地的儺資料後，認為浦南的“大儺”有其獨特之處：面具格外巨大，不是直接戴在表演者的頭上，而是頂在竹筐頂，“儺”顯得體形龐大，迥異於人。
據了解，在貴州、湖南、江西等地鄉村，仍大量保存著原始的儺文化，在福建卻十分罕見。浦南的儺是福建至今僅存的嗎？它是如何產生並保存至今的？它與外省的儺有何異同？這一切顯得撲朔迷離，有待專家進一步考證。
楊麗華有一個思路：浦南與華安仙字潭石刻相距僅10幾公里，同在九龍江北溪邊上。仙字潭石刻表現了遠古先民的娛神場面，那麼，浦南儺與仙字潭石刻應有某種內在聯繫，它們的作者或許是相同的——數千年前生活於九龍江北溪邊的閩南先民？
瀕臨失傳
遺憾的是，記者沒能看到浦南大儺原汁原味的表演場面，也沒能看到面具。村民們說，由於面具、服飾均十分殘破，他們於去年將舊的面具、服飾送到南安，打算依樣製作一套新的，但需花費幾千元，這筆資金至今沒有著落。所以從去年開始，村民們已不再進行表演了。現在保留在當地的，只有兩個竹筐。
李建文說，在1997年慶祝香港回歸和1999年建國五十週年大慶時，鎮文化站曾組織村民到市區表演，也拍了照片，但現在已不知去向。因為村裏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做生意，對表演沒有興趣，現在全村只有兩位70多歲的老人還會表演。
儺被稱為“人類文化的原生態”、“研究人類文明的活化石”，近幾年來日益引起專家學者的重視，湖南等地相繼舉行了“儺文化研討會”，建立“儺文化公園”、“儺文化館”，開闢“儺文化之旅”，形成一門新興學科——儺學。儺還為藝術家們帶來創作靈感，屢屢成為影視歌舞題材。有識之士希望政府能採取有力措施，保護瀕臨失傳的浦南儺。
資料
浦南鎮
浦南位於九龍江北溪邊，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十分繁華，人稱“小香港”，因為閩西南山區如龍岩、漳平、華安等地，和廈門、龍海、安海、晉江等沿海地區的船隻均在此交匯、中轉，最多時一天有500艘船隻在此停泊。浦南正月二十二的“鬧熱日”遠近聞名，外地客商以能一睹盛況為榮。直到1983年，浦南通往廈門的渡船才停止運營，從此切斷了浦南與大海的聯繫。此後，隨著公路的發達，九龍江邊的古鎮浦南逐漸衰落了。
稿件來源： 廈門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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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端節話水“年”
從農曆8月到10月期間，是水族一年一度最隆重而盛大的節日－－端節。水族同胞豐收慶祝和祭祖活動也在水族聚居各地展開。
進入11月，水族端節進入到高潮。11月初，聚居著40萬水族的全國唯一的水族自治縣貴州省三都縣舉行了水族端節慶典。節日裏的水族同胞載歌載舞，相聚狂歡。向客人展示了莊嚴肅穆的祭祖活動、古老神秘的水書、巧奪天工的馬尾繡，以及舞火龍、耍水龍、搶鴨子、賽馬等傳統水族民間表演。一個個水族同胞歡笑的臉上，無不反映著這個民族積極、樂觀精神面貌。
關於過端的由來，據傳說，古時兄弟3人分家後，散居各地，關山的阻隔使他們平日不能見面。於是兄弟們約定每年在割完稻穀的閒暇日子，彼此串親，以示慶祝和不忘手足之情。因為他們是在“亥”日分的家，便選擇了這一天來團聚。為了使兄弟、親友能在“亥”日互相拜訪，水族的歷史上便形成了輪流過端的規矩。時至今日，各地水族基本上是同宗同姓的一同過節。
端節的主要活動為祭祀和賽馬。祭祖分別在除夕夜和大年清晨進行。祭品依例要戒葷食，惟獨魚不在禁用之列。水族祭祖的魚叫“魚包韭菜”，是將韭菜、栗仁等塞滿魚腹後，燉煮或清蒸而成，祭祖之後便可食用。賽馬則是端節的最高潮，時間都在亥日（相當於漢族春節大年初一）午飯後進行。賽馬活動有固定的場所－－端坡。賽馬前，寨老要在端坡上設一席供品，隆重祭祀開闢端坡的祖先，祈求保祐端坡賽馬活動平安無事，來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參加慶典的“水書”研究專家、貴州民族學院副研究員潘朝霖對記者介紹說，水族“端節”是以水書水歷推算出來的，從頭至尾長達49天，是世界上延時最長的節日，又叫“瓜節”，水語稱“借瓜”或“借端”。相當於漢族的春節。水歷將一年也分為12個月和四季，但把農曆九月作歲首，農曆八月當歲末，以十二地支記日，水歷每年十二月下旬至次年二月。每逢亥日，各地依傳統分批過節，要分7批才能過完。
水族的曆法和端節，準確詮釋了漢字“年”，“谷熟也”的本義。因谷熟而舉行的慶典，古代稱為過年。分析水族古文字“年”，稻作文化無不滲透其間，上下彎拐橫畫表示收割的刀具，指摘刀、鐮刀；中豎，表示兩個收割期之間的間隔，指水稻生長的一個週期，即一年；中橫，表示均分一年為兩季的中點。而把一年分為冬夏兩季，這是古水歷的顯著特點。水歷年終12月，正是谷熟的秋收時段，端節也成為了辭舊迎新、慶賀豐收、祭祀祖先、聚會親友的節日。
潘朝霖說，水族端節、水族文字保留了大量夏商古老文化資訊，充分反映了水族是一個來自北方中原的古老民族。至今，許多的習俗還在水族聚居地沿襲和流傳。如賽馬，水族跑馬講究配鞍而騎，如實在沒有馬鞍者，也要用色彩艷麗的被面折疊於馬背作替代。而配鞍而騎則是典型的北方民族騎馬習俗，與南方“不鞍而騎”的習俗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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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學家探秘3000年前古埃及木乃伊製作方法
在埃及帝王穀一個墓穴中發現的無名木乃伊，可能是古埃及歷史上最美貌的王妃。
古埃及人相信人的生命在死後還會繼續，認為完整的屍體是靈魂在來世棲息的必要場所。因此,他們對死後保存屍體和對生前保持良好健康同等關切。製作木乃伊是古埃及特有的傳統，也是古埃及文明留給後世的一份特殊的遺產。
製作木乃伊的技術，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逐漸積累和提高起來。古埃及人沒有為後人留下有關木乃伊製作方法的記載。於是，揭開木乃伊的製作秘密就成為很多科學家的研究重點。最近，美國得克薩斯州A&M大學的研究人員聲稱，他們揭開了木乃伊的秘密。
美國科學家揭開了3000多年前防止屍體腐爛的秘密。
美國得克薩斯州A&M大學的研究人員對古代埃及的木乃伊進行了研究，從而揭開了3000多年前防止屍體腐爛的秘密。
A&M大學地球科學學院的研究人員馬龍•肯尼卡特、蒙庫•基姆和錢瑤榮(音譯)與亞歷山大大學的同行一起經過研究發現，數千年前的埃及人用從中東地區搞到的石油提取焦油將屍體製成木乃伊，從而達到防止腐爛、永久保存的目的。美國A&M大學研究人員的發現發表在最新一期的《地質考古學》雜誌上。
肯尼卡特和他的小組同事一起對蘇伊士運河附近地區進行了研究還發現，附近地區的玻璃工廠還使用焦油燒火。肯尼卡特解釋說：“埃及人使用的焦油包含著分子‘指紋’，可以揭示讓人感興趣的資訊。”
“首先，我們可以從西元前900年起就保存完好的木乃伊中提取焦油分子‘指紋’，然後，用這些‘指紋’與已知的油漏進行比較，從而確定焦油的來源。而且，埃及人顯然發現用焦油處理木乃伊有助於對屍體的保存，焦油起著天然的水封(防水)作用，對屍體具有毀壞作用的潮氣很少或者根本就不能穿透包裝材料。”
“在那個時候，埃及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的人更懂得如何讓屍體木乃伊化，使用天然的焦油顯然是他們屍體保存工作中的重要程式。”
古代埃及人製作木乃伊的焦油來自數百英里之外的蘇伊士灣。
肯尼卡特說，在得克薩斯州的海灣海岸也發現使用焦油進行水封，那裏的土著印第安人用焦油塗抹獨木舟和船隻，用來防水，但是，在埃及人知道焦油的這種用途後2000多年印第安人才掌握了這項技術，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古埃及人是多麼聰明。
肯尼卡特補充說：“我們知道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埃及人使用的一些焦油並不是產自附近的地區，而是來自數百英里之外的另一個地方，那就是蘇伊士灣地區。這意味著他們有著與今天相似的貿易路線，他們將焦油運到埃及周圍不同的地區，所以這條貿易通道的建成可能比我們想像得還要早。”他們的研究小組通過對那些地區進行研究還會發現更多的東西，因為那裏仍然有天然焦油存在。玻璃碎片証實，在那一地區的玻璃製造工藝非常熟練。肯尼卡特還說，在蘇伊士運河的拉斯紮法拉納地區還發現了天然焦油和瀝青。
肯尼卡特說：“我們需要對那個時候的一些貿易線路進行研究，我們可能還會發現其他有趣的資訊，比如在這麼多年前，埃及人是如何使用焦油的，他們是如何進行貿易的。”
古埃及人喜歡紀錄歷史，但木乃伊的製作方法一直是不傳之秘。
美國研究人員的這一新發現，使得木乃伊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因為古埃及人喜歡紀錄歷史，所有的神廟、墓穴，統統畫滿了埃及神祗、法老戰功、以及各種大小事情，甚至連死者家中的阿貓阿狗也都會畫上去，但在這麼多的歷史紀錄中，從未發現木乃伊的製造方法。
木乃伊是通過塗敷香料保存下來的屍體。有人說，木乃伊的製作方法是不傳之秘，不能記載，只能口授，因此，當那些技師與技藝逐漸消逝後，就再也沒人知道怎樣製作木乃伊了。
希羅多德和狄奧多勒斯曾在他們的著作中談到他們聽說的情況，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相關研究的深入，木乃伊的製作過程逐漸清楚起來。但直到現在，我們只知道古埃及人製作木乃伊時，製作師先通過鼻腔吸出腦髓，注入藥物洗清腦部。然後在腹部拉一個口子，取出肺、胃、腸等器官，體內留下心臟。再用椰子酒和搗碎的香料沖刷體腔，填入樹脂，浸過樹脂的亞麻布和鋸屑等物，照原樣縫好。
屍體需全部埋入氧化鈉中乾燥。70天後，製作工師取出屍體進行清洗，塗上油膏和香料，用大量的亞麻布包裹嚴密，外面塗上樹脂。包紮時，從手指和腳趾開始，乃至四肢、全身，其間，要特別小心防止指甲脫落。腹部的切口處蓋上蓋子，它象徵荷拉斯“完好的眼鏡”。這樣包裹好的木乃伊，保持著脫水前形狀。有的木乃伊頭上套有特別的面套罩，酷肖死者生前的面貌。
木乃伊的包紮技術在二十二王朝達到頂點，貴族和窮人的製作費用不同。
所有取出的器官，都會另外存放，只有心臟不會取出，而是讓它留在身體內。原因是古埃及人相信，心將被胡狼神阿努比斯放在天秤上秤量，用來衡量他在人世間的善惡。也因此，埃及人還會在木乃伊身體放上許多心形護身符，以避免心在無意間洩漏了一些不適當的秘密。木乃伊的包紮技術在二十二王朝達到頂點。那時，屍體的內臟在處理後重新放入體內。
當然了，製作木乃伊的時間長，且費用昂貴，除需要各種藥品、香料避邪物、護身符等，僅包一個屍體，有時就要用1000多米的優質亞麻布。因此，只有國王、王親國戚、貴族富豪才花銷得起，窮人只能從簡，甚至草草了事，大約只要幾天時間就可以完成。皇室的木乃伊的製作，時間可以長達數月。
人類對於木乃伊的神秘感，從中世紀到現在一直沒有變過，文藝複興時代，人們將出土的木乃伊磨成藥粉，並相信它對健康有神奇的助益。到了今天，木乃伊搖身一變成為電影明星、導演及觀眾們最酷愛的情節，就是木乃伊如何報複那些打擾它安寧的人。人類對於木乃伊的神秘感，或許還要維持好久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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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雲居寺 隋唐石經毀容
北京房山的雲居寺以大量保存完好的石刻佛經聞名於世。然而一千多年前僧人嘔心瀝血雕刻的珍貴石經最近遭雨水侵蝕，有些藏經洞幾乎變成「水簾洞」，大批石經毀容。
中新社報導，石經山上雷音洞在今年雨季時，整個洞頂都在滴水，洞內的隋唐石經正遭受嚴重的水蝕破壞。
雲居寺寺藏石經、紙經、木板經號稱三絕。石經始刻於隋大業年間（公元605年），僧人靜琬等為護教刻經於石。歷經六個朝代，長達1039年，鐫刻佛經3572卷一萬四千多塊，是世界文化史壯舉。
石經山的一號和二號藏經洞內藏一千多年前最早刻出來的一批石經。洞口用大石頭封起來，上面留有氣孔。從通風口向一號洞裡望去，狹小空間推放一人高的大石碑，離洞口最近的兩塊碑，上面文字被水侵蝕已斑駁不清。
二號洞的洞口則被雨水侵蝕得凹凸不平，門口有小土溝。負責看護管理工作的李振亮說，今年雨水大，洞口積水，不得不挖溝排水，洞裡也有積水，但不知道多嚴重。
面積80多平方尺的雷音洞，四壁鑲嵌的隋唐石經受滲水風化破壞的情況讓人吃驚。雷音洞內三面山岩都有佛經，最裡面面向洞口那面牆的佛經已被水侵蝕得不成樣子。昏暗的洞內，幾乎三分之一的石經呈現表層脫落。雷音洞九成以上佛經都被滲水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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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歷史協會：華人史應納入加拿大史
新近成立的加拿大華人歷史協會白人會長魏安國日前表示，加拿大歷史和卑詩省歷史應該充分反映新舊華裔移民的貢獻。
據美國世界新聞網報道，華人來加拿大，源於1862年一名白人男子在卑詩北部Williams Creek發現金礦，吸引全球淘金者。舊金山數萬華裔勞工也蜂擁北上，距寇奈爾以東80公里的小鎮Barkerville、連帶後來的維多利亞和溫哥華，都成為廣東四邑百姓眼中的“新金山”。
加國華人後來經歷坎坷，數百築路工喪命、人頭稅、排華法，一而再、再而三，稱得上傷痕纍纍、血跡斑斑，也構成加國歷史上一大污點。至少600名廣東來的華裔勞工，在修建最後一段最艱險、無人肯承擔的橫加鐵路時付出生命。
一百多年來，卑詩省一直有人把污水潑在華人頭上，將華人移民視作“黃禍”，把失業、房地產漲價等社會現象歸咎於華人。
身為白人的卑詩大學退休教授、加華歷史協會會長魏安國，和加華歷史協會華裔副會長王容倫一樣理直氣壯地認為，沒有華人，便沒有今日卑詩，很可能沒有今日之加拿大。
魏安國說，他自己是瑞典後裔，在美國長大，毫無華人血統。不過，他認為從歷史學角度尊重華人，把華人歷史系統地納入卑詩史和加拿大史，這一契機隨著全球化降臨已經到來，也是歷史學者和包括華人在內社會各界的責任。
他主張，華人史納入加拿大史，築路華工和二戰華裔老兵只是開始。加拿大和卑詩省歷史應該充分反映新舊華裔移民在文化、經貿、居住等各方面的活動和貢獻，華人移民家庭史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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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可喜回憶錄和自傳增多
共產黨的重要的人物，包括華國鋒, 包括退休的李鵬,最近都說寫了上百萬字的回憶錄，這個上百萬字的回憶錄中間當然是給自己洗刷的，說自己是正確的，別人是錯誤的。像李鵬,
據間接的報道，把天安門的責任主要推給鄧小平，而與他沒有關系。華國峰更披露了許多機密，如在鄧小平要上臺，要把他鬥垮了的時候，他有2次自殺的企圖，但沒成功。他認為鄧小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毛澤東。
但是無論是李鵬的東西還是華國峰的東西，都不能出版，因為他們是黨員，受黨控制的，這些東西不經黨批准時不能出版的。不過其中斷斷續續的一些精彩的項目總是會嶄嶄的露出來，從這裏可以看出來，共產黨人普遍的要寫自傳的傾向，不僅是大人物如此，就是小的人物，如過去文革小組成員王力，上海的徐景賢等，個個都出來寫回憶錄，或接受訪問。
要講過去的那段歷史，我覺得有些也還是真實的。他們不說出來，有些真相就不容易知道。所以從我們學歷史的人來看，這種回憶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史料來源。尤其是在某一度時期佔據重要位置，或者其過重要作用，或者紅極一時的人物，他們如果留下一些記錄來，還是很有用的。他們想給自己洗刷這是必然的，可是歷史的史料來源是多元的，你這邊可以寫，別人向反的方面也可以寫。所以這些史料將來多，未來的史學家們可以慢慢從中找出那些話是可信的，那些話是不可信的。然後加起來看整個的狀態是怎樣的。所以這一方面的回憶錄也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像受難的人，像反右的時候被人寫得很多的，北大的女大學生林昭，林昭現在幾乎成為民族的烈士了，是代表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她對共產黨的懷疑是從50年代就開始了。這是很早的，不像後來，現在罵共產黨是很容易的。要在50年代對共產黨有基本的懷疑，對毛澤東有基本的懷疑，而追求一種民主自由的理想,
那是非常難得。
寫林昭的人很多，而且也有她家裏姊妹弟兄出來說話的。所以種種情況加起來，這個人確實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人，在歷史上會留下一個很明顯的紀錄的。
《往事並不如煙》的張怡和女士，寫的是他被打成右派的父親張伯鈞，還牽扯到楚安平，羅榮基等人。這些人在共產黨沒有得勢之前都是幫助它成功的人，在得勢以後也還佔有領導人的位置，不過到了56年，57年以後，毛澤東就要慢慢解決他們了。現在由後代把有關這些人的記憶搜集起來，讓大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情，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從各種個人的回憶錄中已經看出這許多重要的貢獻。另外，像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博士寫了《文革受難者實錄》，記錄了至少700多人的紀錄，我也翻過這些紀錄，人的名字，死難的時間，種種死難的狀態都很真實。這是一種集體的記憶錄，保留下來也是很重要的。將來這些人的家裏總還會有人再出來加強這些報道。
還有最近的天安門事件，因為“天安門母親”的運動，到處找資料，把這些死難者的姓名種種一個個恢復；再加上蔣彥永出來作證，天安門殺人的問題，殺了多少人，很多問題已經不用討論了，至少幾百人，上千人以上。官方所謂20幾個人，或者一個人沒殺只能是笑話。
所以從歷史的觀點看，許多人寫回憶錄或者是自傳是一個重要的現象，這個現象表示中國已經轉入另外一個階段了。共產党盡管專制的統治表面還有某些效用，可是事實上控制力量越來越弱了，就是沒辦法阻止這麼多人寫他們的過去，像反右，本來就應該有很多的書來把它的真相提煉出來，可是官方總是重重顧忌，包括我剛才說的，<往事並不如煙>，其中也有一部分被刪掉了才能出版，在海外才能看到全本。
海外也有許多人寫回憶錄的，像最近的楊小凱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之死，跟他在文革70年代，60年代寫《中國向何處去》，那是很重要的小冊子，已經感覺中國非變不可，不變沒有前途。所以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一二十歲的年輕人，後來他在西方的經濟學上有很重要的成就。所以這是值得我們今天好好對待的一個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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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找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脈絡
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賣一袋胡椒可以買一棟房子的歐洲人，在意識到台灣經濟版圖的優越性之後，這轉運功能發達的蕞爾小島，對他們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脫離西班牙獨立的荷蘭，積極的向外擴張勢力，
1623年退守澎湖之後，就轉進台南，台灣的生命動能，彷彿是因著荷蘭人的世界觀而來。繼荷蘭之後進據台灣的鄭成功家族，也是中國海的霸主之一，在經貿、宗教、建築、文化方面留下深遠的影響，「與世界接軌」這個21世紀台灣的熱門話題，對台南人而言，他們的祖先早在三百多年前就進行了。
再由「一府二鹿三艋舺」台灣的「開發源頭」來介紹古都台南，未免落入俗套，三百多年來，歷經荷蘭、明鄭、清、日、國民政府等時期的治理，留下不同的文化風貌，若以「東西文化交流」的起源來看待它，應更具深層的歷史意義。
台南的都市發展起源於荷蘭治台，雖然有長達38年的墾殖，但當時的安平雖曾為滄海，現已成桑田，隨著地理位置的轉變，現今只留下熱蘭遮城（今安平）與普羅明遮城（今赤崁樓前身）及附近的幾處殘跡。為保留安平舊城的遺跡，民國91年公部門規畫成立「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對文化資產保存有深入研究的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傅朝卿即指出，安平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起點，該計畫之一的「王城再現」亦即現正進行的考古遺址挖掘，希望能找出台灣和世界的關係。
而1662年鄭荷在台南安平之戰，開啟了台灣史上第一場國際戰爭，同樣具有東西文化交流的意義。鄭成功船隊包圍並攻打熱蘭遮城與普羅明遮城，經過9個月的攻防，逼使荷蘭人投降。鄭荷簽定的18條締和條約中，第一條即為「雙方都要把造成的一切仇恨遺忘」，這樣的泱泱風度，對照今年6月在法國舉辦的諾曼第60周年紀念，法、德能共同紀念這個歷史性戰役，早在三百多年前，鄭成功已經為台灣奠定國際政治思考的典範。
然而，台灣出現西式建築風格，要遲至清道光至光緒年間，在外商及傳教士進入台南之後，才有如台南神學院、台南長老教女學校、台南長老教中學校、德記、怡和洋行等西式風格的建築。
在此之前的明鄭時期，仍以安平和赤崁為發展中心，雖開始有聚落形態，但仍未具城鎮模樣，寺廟信仰的建築開始出現，如孔廟、府城隍廟、關帝廟等等都是這個時期創建的歷史建築。
清日馬關條約之後，長達50年的日治時期，不僅為台灣帶來政治環境的改變，經由「市區改正」的改造，出現日人習自西方的歷史建築式樣，日式建築形成台南後期重要的城市風貌。
17世紀以來，經由東西文化交流在台南所遺留下來不同形式的歷史建築，雖然大部分已隨著時間消逝，但學術界仍希望藉由更完善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來維護古城的風貌，讓更多人能夠尋著遺跡，找尋台灣與世界接軌的歷史脈絡。
大部分人都到過古都台南，但除了深刻的美食回憶，剩下的可能只有安平古堡和赤崁樓的印象。傅朝卿教授在日本旅行就遇到類似的經驗，看到對日本觀光客行銷的台南旅遊行程，只有安平古堡及悟智樂園兩個景點，生為台南人，失望之情可想而知，平日也帶團旅遊的他，著重在文化觀光，他認為國旅有必要擺脫吃喝玩樂的形態，導入文化層面。這次，他以在地人及成大建築系教授的身分，領著我們探訪台南歷史建築三大重點──荷蘭治理遺跡、府城遺跡、西方宗教文化影響，將靜態的歷史建築轉換成動態的文化傳承。
熱遮蘭城 王城再現
以往一級古蹟安平古堡，對一般觀光客而言，可能只是斷垣殘壁。如果您有機會再到附近去看看，會發現它正在改變。3年前被畫為「安平國家歷史風景區」，也是「2008觀光倍增計畫」中的一環，除了進行安平舊市區歷史遺跡、廟宇、古堡、砲台等文化資產維護之外，也將在安平漁港、北邊的鹽水溪口附近塑造港濱歷史意象的親水空間，計畫在3年內完成為一個文化、藝術與親水的遊憩場所。
目前由傅朝卿、劉裕昌、李德河等3位教授領軍的團隊，利用透地雷達探測，正在安平古堡內進行「王城再現」的考古遺址挖掘工作，去年舊城的大致輪廓已浮現。特別的是，有別於一般封閉式的考古工作，在3個探坑旁，設立木棧高台並設有解說牌，民眾可親眼目睹現場挖掘出來的澎湖玄武岩、荷、日不同時期的紅磚，及室內隔間等等。傅朝卿教授說，透過考古的驗證可以說明安平古堡非只是一道牆，而是一整個城，據了解，還有70％的遺跡尚未挖掘出來，未來民眾將有機會看到不同於以往的安平古堡。
而古堡下方延平街、效忠街、中興街一帶的安平古聚落，為台灣發展史上的重要據點。因經濟力及臨海之故，這裡的街巷都是3米寬的防風狹窄設計，且門都非常低矮，至於房屋形式，受限於財力無法蓋傳統的三合院，於是簡化為半套的單伸手民宅（即L型）。
走在斑駁咾咕石牆外的小巷中，欣賞古樸的劍獅、在被榕樹所圍繞的空間下歇歇腳，繞富古趣。這樣的景象如不好好維護，很容易隨著時間流逝而消失，傅朝卿以日本東京保留的江戶風情為例，他認為安平古聚落也可以結合歷史和文化，規畫為觀光文心中心，為老聚落再創新生命力。
台灣文學館 府城遺跡精華
「鄉愁不等於古蹟保存，每個人的共同記憶不同，老建築應該有新舊不同的保存方式。」雖然致力於古蹟保存，但傅朝卿教授並不贊成一味的保存老房子，由原日治時期台南州廳改建的台灣文學館及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就是一個去蕪存菁、為老建築創造新生命的典範。
甫於去年完工啟用的台灣文學館，位於台南市心臟的民生綠園旁，整棟樓除了作為民眾藝文休憩空間之外，也是台灣文學的研究重鎮。1961年興建為台南州廳時，相當於雲嘉南地區的行政中心，同時也是台南府城時代最為精美的公共建築。
台南州廳為一依原貌恢愎方式整建的「閒置空間再利用」，前半部的台灣文學館維持原貌，後半部增建部分將做為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之用，新舊並存，融合而不突兀。建築形式則採當時流行的「西洋歷史建築樣式」，馬薩式厚重的屋頂，對稱雄偉的外觀，挑高的空間格局，具台灣其他博物館少有的氣勢。
分析日治時期的不同建築風格，傅朝卿說，日人引進了歐洲當時流行的建築風格，表現在當時台灣的建築風格有仿洋式、大和式、混和式樣等，基本上分為「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磚造建築」及「歐陸古典建築」兩大派別，傅朝卿統稱之為「西方歷史建築式樣」。而台南州廳的建築形式屬於後者，為當時對台灣的都市景觀有深遠影響的森山松之助設計，他同時期的作品現在還看得到的有總統府、監察院、自來水博物館等。
宗教文化 影響深遠
清末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對台灣教育史及醫療史上帶來重要的貢獻，影響所及不但引進了西式建築，更創造了許多的台灣第一。
清同治四年（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來台傳教，創基督教長老會在台灣傳教之始，比馬偕來台還早7年，而台南神學院就是為訓練本地的傳教人員而設，是清光緒二年（1876年）由巴克禮醫師所創建，同時在此發行了台灣教會公報，為台灣最早的報紙及新式印刷機。
坐南朝北的台南神學院教室及辦公大樓，採西方宗教建築一貫的哥德式尖塔、尖拱造型，尖拱窗上代表4部福音的四葉形裝飾，也是哥德式建築的代表。如果稍加注意可以發現台灣的教堂多半會因地制宜的配合當地色彩，如原住民部落的教會會利用該族的圖騰作為裝飾設計，而台南神學院的屋頂也採用台灣傳統屋瓦。
隱身於神學院內部有一座仿羅馬風格的禮拜堂，建於民國41年，是台南60年代的重要建築作品。傅朝卿表示，教堂一定坐西朝東，且西側有代表聖母瑪莉亞的玫瑰窗設計，不過和西方華麗恢宏的教堂相較，外國傳教士在台灣興建的教堂「意象重於實質」。
天主教中國化 隱身鄉間
「入境隨俗」對文化敏感的傳教士來台灣傳教，為融入當地居民生活達到傳教的目的，大多練就一口流利的國語、台語，甚至是原住民語言，讓人不得不佩服宗教力量的偉大，但如果連教堂及聖經的故事都中國化，那還真是融入得徹底。
見過聖母瑪莉亞和媽祖並列，而且同樣是中國古裝扮相？教堂內牆上的聖經故事「最後的晚餐」竟像是孔子在開同學會，年長一點的遊客甚至會發現餐桌上有熟悉的漫畫人物──諸葛四郎和真平。鹽水天主堂就是這麼一座「屋頂有十字架的廟」，雖怪但創意十足，來此參觀的人大多先是一陣錯愕，然後爆出不敢置信的笑聲。傅朝卿教授說，這是50年代，由中華民國主教團總教主羅光所提倡的天主教中國化的極致表現。
在後壁鄉的菁寮天主堂也有類似的情況，教堂內耶穌十字架前擺放有香爐、歷代祖先牌位，顛覆了一般人對西方宗教不拿香拜拜及祖先的觀念。來自法國的年輕神父呂天恩（Jean
Dusanter）解釋，天主教原來就有燒香的儀式，只是來台轉換成不同的形式，也是允許祭拜祖先的。
此外，菁寮天主堂鋁皮包裹的4座灰色尖塔建築，雖然已有歲月的痕跡，但現在看起來還相當前衛，特別是和周遭低矮的房舍相較對比強烈。很多人不知道，這座天主堂還是國際級的，它是1986年普立茲獎建築類得主，德國設計師特佛萊德．波姆（Gottfried
Bohm）的作品，事實上，得獎之初，他本人也不確定有這麼一件作品，因為從未來過台灣的他，民國55年只針對教會提出的需求設計草圖，施工與監工均由當地的師傅完成。這座國際及的教堂在成名前，默默的隱身於不為人知台灣偏遠的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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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杖•《王杖詔書令》•“老年人保護法”
敬老養老在中國古代有悠久的歷史，既是人們崇尚的傳統美德，又曾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甘肅省博物館珍藏的木、銅鳩杖和木簡《王杖詔書令》，便是最好的歷史見證。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有數根漢代木鳩杖，如武威磨嘴子13號漢墓出土的木鳩杖一根，18號漢墓出土的木鳩杖兩根，武威旱灘坡出土的木鳩杖一根等。其中1984年武威五壩山23號漢墓出土的一根木鳩杖最為完整，該杖為松木質，長2.1米，製作精細，杖身光滑，杖端安裝雕鳩，形象逼真。另外，甘肅省博物館還收藏有青銅鳩杖首一件，該鳩杖首上部立一鳩鳥，鳥尖啄圓眼，有羽翼，尾部上翹；下部為安裝杖柄的方銎，方銎四面中間及四邊側均有凸棱，每面的底部都有一個用於加固杖柄的圓孔。
鳩杖又叫王杖，因杖首為一圓雕鳩鳥形象而得名。據《後漢書•禮儀志》記載：“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就是說，王杖是朝廷授予七十歲以上老人的一種權利性憑證，鳩鳥是一種敬老尊老的象徵物。早在周代就有獻鳩敬老的風俗，如《周禮•羅氏》中記載：“羅氏掌羅烏鳥，蠟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鳩杖的源起，還可追溯到圖騰信仰。將崇拜物形象雕立為石質或木質的圖騰柱，置於生活環境中最醒目的位置，祈求它能保佑族群的平安，這是許多原始民族之共習；而將崇拜物形象裝飾於柱頂或杖端，讓圖騰與日常生活用物相結合，則為圖騰柱古俗的衍生現象。也就是說，帶鳥形標誌的圖騰柱，衍生為部落首領及氏族長、家族長一類人物的權杖，再普及為老者手扶之拐杖。在此基礎上，漢代朝廷頒行賜杖之制，以法定形式，將“養國老”的鳩鳥形象與杖相結合，明確定為尊老重孝的標誌物。
漢代授予老年人王杖之制度的詳細情況，史書上的記載很簡略，而此類文書，目前全國只有武威出土，而且是文字王杖實物同時出現，並且記載內容非常豐富。其中以武威磨嘴子出土的《王杖詔書令》最為完整，最有價值。全文近600字，用27枚木簡抄成，具體內容涉及到：
1.“年七十以上”的老人，如果不是主謀或親手殺人、傷人，“毋告劾，它毋所告”，即一般不起訴、不判刑。這條是關於老年人犯罪問題，給予老年人法律優待。
2.“年六十以上”無子女的鰥、寡老人，如果經商，免除一切苛捐雜稅。如社會上有願意“養謹”孤寡老人的，對這些家庭要“扶持”。
3.對孤獨的“盲、珠孺（侏儒）”等殘疾人，“吏毋得擅徵召，獄訟毋得系”，即不得隨便使役派用，也不能抓捕，在法律上給予保護。
4.對於“夫妻俱毋子男”的“獨寡”家庭，種田、經商不收賦稅，同時還允許經營特種行業，在市場賣“酒醪”。
5.同情關懷“耆老”，給高齡者“賜王杖”；在杖頭飾鳩鳥，以方便百姓遠遠能“望見之”；鳩杖與朝廷使用的符節一樣，是一種重要的憑證和地位的標誌。持鳩杖的老者，可“出入官府節第，行馳道中”；經商不收稅；有吏民“敢罵歐詈辱者”，按大“逆不道”之罪論處。
6.明確規定“年七十以上”的老人才能被授予“王杖”，持杖者的地位與“六百石”的官吏相同，“入官府不趨，吏民有敢歐辱者，逆不道，棄市”。
從以上詔令可以清楚看到，漢代的優撫物件幾乎覆蓋了當時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但特別偏重於老年人。從政策傾斜上，涉及到政治地位、法律援助、經濟支持、生活關懷、社會扶持等諸多方面。其中特別是法律援助和經濟支持，殺人不判罪，起訴不逮捕，法律是何等的寬容！經商不納稅，官營的酒類專賣業也允許經營，政策是何等的優惠！由此看來，一根普普通通的鳩杖，實際上是一項扶窮濟困、幫弱助殘的社會公益福利事業；二十余枚木簡上書寫的《王杖詔書令》，實際上是一部完整的漢代“老年人權益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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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石“水書”傳承水族歷史 水書是我國56個少數民族之一水族的獨特文字，是一種類似甲骨文和金文的一種古老文字符號，記載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倫理、哲學、美學、法學等文化資訊，被譽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有關專家認為，水書相當於漢族的《易經》，內容博大精深，是水族的百科全書，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0年人口普查，全國水族人口406902人，貴州境內水族人口369723人，佔全國水族總人數口的90.8%。水族主要分佈在黔南與桂北毗鄰的龍江、都柳江上游地帶，相對應的行政區劃是貴州省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的河池地區。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是全國惟一的水族自治縣，水族人口接近全國水族總人口的半數。其餘的水族主要散居於貴州省的荔波、都勻、獨山、榕江、丹寨、雷山、從江、福泉、凱里、黎平等縣市，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的河池地區，以及雲南東部的富源縣古敢鄉一帶。
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於2002年3月將水書列入首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進行收藏保管。中外專家、學者透過對貴州省荔波縣館藏“水書”進行考證和潛心研究，取得三個新發現和新突破，水族歷史有可能由此改寫。
•水族古文字已發現1400個•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內外專家、學者認定水族古文字僅400多個，貴州省荔波縣檔案館在注錄館藏的1516冊水書中，又發現了800多個，加上異體字，水書古文字已達1400多個。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水族古文字的進一步發現，對於解讀水族的文化內涵，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貴州省荔波縣檔案局局長姚炳烈高興地對記者說：“目前荔波縣檔案館已收藏6000多冊水書，還有4000多冊沒有注錄，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可能還會不斷發現水書古文字。”
水族古文字，水族將它稱為“泐雖”，泐，即文字；雖，即水家；意為水家的文字或水家的書。水族古文字由三類組成：一是圖畫文字，二是象形文字，三是借用漢文字。早在20世紀初，水族古文字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研究。1943年，曾在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執教的著名社會學家岑家梧教授，首開水族古文字系統研究的先河。他認為，水書與殷商甲骨文有姻緣關係，其創始地在西北，後輾轉遷徒而傳入黔，是一種被壓迫民族的文化。1983年，吳支賢、石尚昭撰文指出，水族古文字是屬於表意體系的古文字，是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遺產之一。1999年，王品魁破譯了拉下村水文字墓碑上的水族文字，並推算出墓主死於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用水族古文字書寫的墓碑。
由水族古文字寫成的水書，以其獨特的魅力和極高的研究價值，受到世界語言學界的矚目，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到荔波研究。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院、法國國家社會科學語言研究中心、東亞語言學研究中心聶蕊博士說：“學習研究水書，對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教授、日本國中國漢語語言學會會長、日本國中央電視臺漢語語言主持人遠藤光曉題詞：“如果水書介紹到日本，將會像東巴文那樣引起大轟動”。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水族語言研究專家曾曉渝教授說：“水書是水族人民珍藏的文化典籍，也是中國和世界文化的寶貴遺產，因為越是古老的，越是重要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水語、水書是獨特古老的人類文化瑰寶”。
據介紹，甲骨文之前，水族古文字就已存在。目前，已徵集到的水書中不少卷本是順治、乾隆年間書寫的，還有少量水族文字碑文是1899年－－甲骨文發現認定時間，以前明代所立的。荔波縣最早的一本木刻水書是明弘治年間的。
關於水文字的來源，水族人有自己的說法。傳說之一：水族文字是水族的一位名叫陸鐸公的先祖創造的。相傳，他花了6年時間創制文字。起初，水族文字“多得成箱成垛，堆滿一屋子”，後來天皇派天將燒了裝著水族文字的房子。陸鐸公生怕再遭天皇算計，此後全憑記憶把文字裝在肚子裏。
傳說之二：水族文字是陸鐸公等六位老人在仙人那裏學來的，仙人根據水族地方的各種牲畜、飛禽和各種用具，造成了泐雖。六位老人經過6年的學習，終於把泐雖學到手，並記在竹片、布片上帶回。在回家路上，泐雖被人搶走。為了避免再遭人謀害，憑著記憶，陸鐸公故意用左手寫泐雖，改變字跡，還將一些字寫反、寫倒或增減筆畫，形成了流傳至今的特殊的水族文字。
至今，水族古文字在水族社會中，仍然具有神聖而崇高的地位，對寫有水族古文字的水書，哪怕是一張紙屑，人們都不能跨之、坐之、踩之。貴州民族學院教授潘朝霖認為，水族古文字沿用至今，這其中必有深厚的文化精神依託和底蘊支撐。
這是貴州省荔波縣檔案局收藏的一本清代水書，上面有梅花鹿圖案，而在南方是絕對沒有梅花鹿的，有力地說明瞭水族先民來自北方。
這是貴州省荔波縣檔案局收藏的水書上面的象形文字和圖案
•水書中找到夏陶神秘符號•
去年底，荔波縣檔案局收到省檔案局轉來的一封信，一位江蘇民間人士自稱20多年前收藏到一隻北宋早期河南臨汝窯八蓮瓣陶瓷注碗，碗內有10個神秘符號，曾向多位專家求證，始終無法破解，希望貴州確定這些符號是否是水書，並破解其中的含義。
近幾年來，一直在從事水書搶救、徵集工作的姚炳烈局長看到這些臨摹的符號後，直覺告訴他，這就是水書文字。隨即，他邀請了3位水書先生分別單獨對信中臨摹符號進行辨認、破譯，5位水書先生的破解結果完全一致。與此同時，他們還從檔案局現存的水書中找到了與這10個神秘符號一模一樣的文字記載。
為了進一步確認這一發現，貴州省水家學會、荔波縣檔案局等有關領導多次找陶瓷注碗的主人，要求看實物、索要照片，但由於種種原因，此事一拖再拖。隨後，這位收藏人士又向荔波縣檔案局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瓷碗上的文字與河南二里頭出土的陶器上的神秘符號很相似。經專家、學者初步研究認定，水書中的確有與夏陶符號完全相同的文字記載。目前，已經找到了與夏陶符號完全相同的水書文字符號就有十多個。
今年初，江蘇收藏人士終於為荔波縣檔案局寄來了河南臨汝窯八蓮瓣陶瓷注碗照片，透過照片上字的排列順序，荔波水書先生們又破譯出了碗上10個符號的含義，碗內壁上的8個字表明該碗裝窯及燒窯點火的最佳季節、日子及時辰，碗底的“一”和“七”代表某種序號。貴州省水家學會副會長蒙熙林介紹說：“這個解釋與夏陶符號‘可能是制陶工匠為表示某種特殊含義而刻畫的’說法正相吻合。”
而這一習俗，生活在貴州的水族人至今仍在沿襲。水書先生蒙熙能告訴記者，誰家要做燒碗鑄鍋、立房建屋、婚嫁、下葬等活動時，就要選擇一個好時辰、好日子、好季節，即一年當中最好的季節、一季當中最好的一月、一月當中最好的一天，一天當中最好的時辰。
據了解，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偃師縣二里頭村南的洛河之畔，1959年被發現，是研究中國夏文化的重要遺址之一。我國三代考古學者對這一遺址進行了40多次發掘。遺址面積達3平方公里，文化堆積厚在3米至4米，可分為4個時期。考古發掘和研究情況表明，這裡是當時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大的聚落，它擁有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青銅冶鑄作坊，是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國都城遺址。
荔波縣檔案在已經水書專家學者注錄鑒定的1500多冊水書中，發現有出自明朝弘治年間距今500多年的木刻版本1冊，手抄本8冊；清朝年間1053冊；1949年以前325冊；解放後124冊。
貴州省荔波縣檔案局局長姚炳烈指著紅筆圈出的水書古文字說：“這就是與江蘇收藏人士提供的河南臨汝窯八蓮瓣陶瓷注碗上的神秘符號相同的水書文字。”注碗上的文字又與夏陶文字符號相同，這一發現，有助於解開困擾考古界40多年二里頭遺址關於“夏都”的千古之謎。
這是荔波縣檔案局收藏的明代弘治年間水書木刻本
•水族先民可能來自夏代•
根據這一重要發現，一些專家學者推斷水族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貴州省水家學會副秘書長潘永會說：“夏代陶器及北宋瓷碗神秘符號的初步破譯，說明古老的水族文字可能是夏文化遺存的一脈，說明水族先民至少在夏商時期與漢民族的發展是並列的，水族在原始社會就已經存在，水族的歷史就有可能上推2000多年。”
關於水族的來源，國內外專家、學者較為一致的結論是，水族是我國南方由古代“百越”族群中“駱越”後裔的一支，逐漸發展成為單一的民族。但是，水族先民什麼時候，什麼原因，從什麼地方來到南方融入百越之中等一系列問題，一直為水家專家所關注，也一直沒有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貴州省水家學會副會長蒙熙林說，從殷商亡國變遷的歷史、水族古文字及水書、水族曆法、水族複雜聲韻母系統、水族語言中保留著大量的中原古音、水族盛大年節－－端節以及DNA鑒定等等資料的研究表明，水族先民可能從北方遷徒而來。
蒙熙林進一步分析說，荔波縣檔案局收藏的一本清代水書上就印有梅花鹿的圖案，而梅花鹿在南方是絕對沒有的。其次，登高跑馬是水族端節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跑馬的時間都在亥日，相當於漢族春節的大年初一。而水族端節跑馬講究配鞍而騎，如實在沒有馬鞍者，也要用色彩艷麗的被面折疊於馬背作替代。配鞍而騎是典型的北方民族騎馬習俗，與南方“不鞍而騎”的習俗截然不同。第三，水族人家嫁女兒時，嫁粧當中必須要有一件羊毛大衣，這是水族人富貴的象徵。而南方炎熱的氣候顯然與羊毛大衣格格不及。
更具說服力的是，醫學研究部門透過對水族群體抽血進行DNA鑒定，得到了科學的結論。1997年，貴陽醫學院遺傳專家對貴州漢族、苗族、布依族和水族等幾個主要世居民族作了人群線粒體DNA多態性進行研究，將三代都是同一民族家庭的150份標本進行了2600餘次實驗，結果表明，水家先民確實是西北地域民族的血緣。
專家們分析，大約在西元前11世紀殷商亡國之後，水族先民第一次舉族遷徒。由中原的睢水流域一帶向南遷徒，使水族先民從殷商的母體文化中分化出來，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水家先民第二次舉族大遷徒，其時間大約在西元前2世紀秦王朝統一中國，發兵征服嶺南之後。第二次舉族大遷徒，促使水家先民從百越母體中分離出來，逐步由南溯流向西北遷徒，進入龍江、都柳江上游地帶生息，大致形成後世分佈的格局。
在生產力發展緩慢的古代，水族地區經歷了八九百年的生息發展，到西元629元之後，才相繼出現唐王朝在水族地區設置應州、撫水州、莪州、勞州、都尚縣、婆覽縣建制的輝煌。水族在發展演變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既有自己的一部分融入到相鄰的民族之中，也有相鄰民族的一部分融入到水族之中，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
因此，在水族民間、在水族研究史上，出現殷人後裔說、兩廣源流說、江西遷來說、江南遷來說等等，那只不過是水族發展歷史過程中某一時段或某一分支的事實。
這是荔波縣檔案局收藏的明代弘治年間水書木刻本
這是水書上的水族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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