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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考古學家欲破解圖坦卡門死亡之謎
圖坦卡門的木質模特
埃及考古學家表示他們打算對古埃及著名法老——圖坦卡門的木乃伊進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希望借助現代化的科技手段，破解這位3000多年前埃及統治者的死亡之謎。
圖坦卡門——英年早逝的埃及法老
據路透社11月13日報導，自從1922年，圖坦卡門法老的墓穴被英國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和卡爾納馮伯爵發現後，墓穴內讓人眼花繚亂的陪葬品、重約10多公斤的金面具以及那讓人覺得有些毛骨悚然的法老的詛咒無一不引起了世人的極大興趣，然而人們最為關注的還是這位年輕法老本身。人們相信他英年早逝的背後，一定藏著什麼天大的秘密……
1968年，英國利物浦大學的研究人員在獲准給圖坦卡門的木乃伊進行X光透視後，發現這位年輕法老的頭部曾遭受過致命的打擊。考古學家因此懷疑圖坦卡門可能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謀害致死的，他們甚至還列出了“嫌疑犯”的名單，當時的大祭司和埃及軍隊的統帥都“榜上有名”。
現代化手段有望破解法老死亡之謎
1968年之後，圖坦卡門的木乃伊就一直被保存在墓穴中的石棺裏，與外界再沒了聯繫。可人們卻對這位年輕法老的死亡之謎一直念念不忘，埃及考古學家也終於決定30多年之後再一次喚醒沉睡中的圖坦卡門，他們希望借助現代化的科技手段，最終破解這個縈繞在人們心中的謎團。
據埃及考古理事會秘書長紮西•哈瓦斯介紹說，埃及考古學家們會在11月末將圖坦卡門的木乃伊從他的墓穴中移出來，並把它送往開羅進行三維立體X射線掃描和DNA檢測。
哈瓦斯表示：“通過對木乃伊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圖坦卡門曾患有何種疾病，受到過何種傷害以及他的真實年齡。另外，我們還能獲知他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是自然死亡還是被人謀害致死的？”
雖然1922年，卡特把金面具從圖坦卡門的木乃伊上分離下來時，木乃伊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壞，但是哈瓦斯表示這並不影響他們將要進行的分析研究。他說：“即使只剩下了骨骼，我們也可以對每塊骨骼進行研究。”
全部研究預計在今年年底完成，到時候這位埃及歷史上英年早逝的法老的確切死亡原因就可以大白於天下了。
(附)埃及法老王圖坦卡蒙墓珍寶圖(連結至新浪網科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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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還原滿族服飾真貌
滿族婦女是腳穿旗鞋，身著旗袍，頭帶旗頭；滿族男子一般也是穿長袍，只是長袍外面常罩上一件坎肩(馬甲)。
滿族的女式旗鞋，稱為“寸子鞋”，亦稱“馬蹄底鞋”。鞋底中間即腳心部位嵌上3寸多厚的木頭，用細白布包上，木跟不著地的地方，常用刺繡或穿珠加以裝飾，因鞋底平面呈馬蹄形，所以得名；還有一種鞋的底面呈花盆形狀，稱為“花盆底鞋”；老年婦女和勞動婦女所穿旗鞋以平木為底，稱為平底繡花鞋，亦稱“網雲子鞋”。滿族的女鞋，表面都有繡花，而襪子多為布質，襪底也納有花紋。
女式旗袍基本與男式相同，只是多一些裝飾而已。女式旗袍除也是直立式的寬襟大袖長袍外，下擺及小腿，有繡花紋飾。滿族婦女往往在衣襟、領口、袖邊等處，鑲嵌幾道花紋或彩牙兒，俗稱“畫道兒”或“狗牙兒”。根據季節變化，還可分為單、夾、棉、皮等幾種。
隨著社會的發展，男旗袍逐漸廢棄，女旗袍則不斷演化，由寬腰直筒式逐漸變成了緊身合體的曲線型、流線型，成為代表中華民族的一種女式服裝。
滿族人的髮式是繼承了金代女真人之習俗。男子髮式是“半剃半留式”， 這與滿族先民女真人的“辮發垂肩，留腦後發”有一定承襲關係。滿族婦女“辮發盤髻”的習俗，也是來自女真遺風。“兩把頭”是滿族婦女最具有代表性的髮式，即將頭髮夾於頭頂，分成兩綹，結成橫長式的髮髻，以高髻為尚。再將後面余發
成一個“燕尾”式的長編髻，壓在後脖領上，使脖頸挺直，加之穿高底旗鞋，走起路來分外端莊、文雅。
清代中期以來，滿洲貴族婦女盛行頂戴“大拉翅”(旗頭)。它是由“兩把頭”的髮式發展而來的。
圖組(連結至新浪網文化生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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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模仿古梵文，已千餘年
新華社報導，根據傳統研究觀點，藏文是松讚幹布時代由吞彌．桑布札仿照古梵文創製而成，出現至今已有1300年。不過大陸考古專家趙慧民在最新的研究卻猜測，藏族早在吐蕃時期就已經有文字的歷史。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隊負責人趙慧民表示，考古工作者在有1275年歷史的西藏朗縣列山墓群中，發現了長１公尺左右的條形木構件，上面有用墨書寫的單個字母，而這些字母與現代藏語中的元音字母相似，字體較為成熟。
趙慧民臆測，木構件上的文字有別於吞彌．桑布札創造的文字，是另一種成熟文字。他認為，早在吐蕃時期，藏族就可能有自己的文字，所以藏文歷史不只有傳統認知的1300年，可能更久。
趙慧民表示，藏文的產生是藉由藏民生活實踐中應運而生，並不只是個人的創作。一般認定吞彌．桑布札創造了現今通用的藏文，不過經這一次的研究，藏族文字在更早之前已經有一定水準的發展，而後的吐蕃時期又在字體、文法、發音上經歷了大變化。
另外，報導中也指出西藏著名的民俗學家、西藏大學客座教授赤烈曲紮也提出，西藏原始宗教「苯教」典籍中記載，苯教創立已經有8000年的歷史，而且教徒撰寫的史書中也一致認定藏文發展已經有4000年以上，當時所使用的是一種「瑪爾文」文字，史書中還提到初期的苯教另外還使用一種叫象雄文的文字。
赤烈曲紮表示，「瑪爾文」由於僅限王室成員和祭祀使用，在缺乏群眾基礎之下，導致文字的消失。又松讚幹布時期「崇佛滅苯」的行為，所有苯教經文幾乎付之一炬，象雄文也成為千古之謎。
赤烈曲紮指出，語言和文字發展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如果吞彌﹒桑布札之前沒有文字的出現，僅靠人與人的口語相傳，那對於文字出現前的歷史不應該有如此詳盡的紀錄。因此赤烈曲紮認為，吞彌．桑布札應該是從梵文以及藏文基礎上，進行創造、補充的動作，吞彌．桑布札創字的說法「不符合社會發展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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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靜舒適的北京四合院
中國北方的住宅以北京的四合院最具有代表性。四合院作為北京的傳統民居，在元代（西元1271–1368年）就已出現了。不過現存的四合院大多數是清代（西元1644–1911年）到20世紀30年代所建的。
四合院的“四”字，表示的是東南西北四面；“合”是圍在一起的意思。也就是說，四合院是由四面的房屋或圍牆圈成的。裏面的建築佈局，在封建宗法禮教的支配下，按著南北中軸線對稱地佈置房屋和院落。四合院是個統稱，由於建築面積的大小以及方位的不同，從空間組合來講有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之分。
四合院中除大門與外界向通之外，一般都不對外開窗戶，即使開窗戶也只有南房為了採光，在南牆上離地很高的地方開小窗。因此，只要關上大門，四合院內便形成一個封閉式的小環境。住在四合院裏的人不常與周圍的鄰居來往。在小院裏，一家人過著日子，與世無爭。可以說，四合院是在歷史的洪流中，在動盪的社會風雲裏，北京人所尋覓到的一個安詳恬靜的安樂窩。一代代的北京人就在這數也數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今天，時代前進了，北京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北京市容已煥然一新，原來的胡同大多已拓寬為平整的柏油路；路兩旁矗立著一座座高樓大廈。古老的四合院越來越少，越來越殘破和不實用了。還住在四合院裏的居民差不多都在盼著早日搬到大樓裏去住。但是當人們站在林立的大樓前時，又想起了那富有北京情調的老四合院。北京市的市政規劃中特意保留了一些小胡同和四合院，以反映老北京的特色和北京人的生活情趣。這些在大規模的改建擴建中倖存的四合院，已被釘上了鐫有“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字樣的牌子。
每當我到北京城南去時，總喜歡騎車繞行一條叫作老牆根的小胡同，因為這條胡同西口路北的一座四合院會引起我對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的回憶：那兒曾是我的家，我在那兒長到15歲。
我的祖輩本來住在中國東南沿海福建省的一個小山溝裏，很窮。我的祖爺爺刻苦求學，成了一位名醫，被召進皇宮擔任醫官。他帶著一家子人從福建遷來北京，就住進了這座頗有點氣勢的四合院。
它和大多數坐北朝南的四合院一樣，大門開在東南角，這是取“紫氣東來”的吉祥之意。大門樓飛簷翹角很華麗。說是門樓，只不過它比南房要高一些，被習慣地稱為樓了。登上臺階後，在大門兩側各有一個圓石鼓，上面浮雕著守門的小獸。據傳說那小獸是龍的九個兒子之一。
院子的大門從早到晚都由裏面的一個大木栓關起來。我們放學回家，得使勁地敲門上的大鐵環，等著裏面的人給開門。後來有了電鈴，就方便多了。跨過大約30釐米高的門檻，便進入門洞。門洞兩側有牆，其上有頂，北面無任何隔擋與外院相通。當關上門時裏外隔絕，打開門時裏外透光，形同洞穴。它佔有一間南房的面積。門洞的西牆開有一個門，通向南邊第一間屋子。這間屋子稱為門房，過去住著一位專管開關門的工人。
門洞正對著的是東廂房的南山牆，從這兒往西便到了南房前。除了門房外，南房的門都朝北開。南房在四合院中是條件最差的房子，屋內又暗又潮濕，所以不住人，是放雜物的地方。
東西廂房之間有一人多高的矮牆相連，中間開有一個小門，門內有一木制雕花的屏壁，它們將南房隔在院子之外，這就是在建築上稱為“一宅兩院”的格式。南房前狹長的過道式小院是外院，進入小門就是裏院了。裏院是一個近於正方形的院子，靠近矮牆的東西廂房前各有一棵高大的槐樹，夏天時它們可以遮住陽光，使小院處於蔭涼之中。
北房最高，建在四層臺階的基礎之上，東西廂房要低一層臺階，房前有回廊環繞。北房是四合院的中心，共有3大間，正中的一間稱為堂屋，是不住人的。屋內北牆上掛有字畫和對聯，靠牆置一張硬木做的長條案，上面擺放著花瓶、香燭等，正中央是一塊木制的祖宗牌位。條案前是一張八仙桌，兩邊各置兩把太師椅。逢年過節時，桌上擺有酒菜點心，以祭祀祖先。長輩坐在太師椅上，小輩門依次上前給老人磕頭請安祝福。後來這些舊的禮俗都免除了，但是家中的大事還是在堂屋裏舉辦。我還記得，我的奶奶和祖奶奶去世時，靈堂就都設在堂屋。
堂屋的東西各有一道門，通向北房的另兩間屋子，那裏是住房。因房前有走廊，窗高屋亮，冬暖夏涼。是全院最好的房子，所以是家中長輩的居室。我小時祖爺爺和爺爺都已去世，北屋的兩間房子分別住著奶奶和年紀已經很老的祖奶奶。
小輩住在東西廂房。我的父母帶著我們兄弟二人住在西廂房，姑姑一家住在東廂房。廂房也是3間，中間進門是客廳，兩邊是臥室，住起來很方便。屋內鋪著花瓷磚，玻璃窗很大，採光好，空氣好，夏天涼爽舒適。一到冬天便感到很冷，屋子裏生個大火爐也不大解決問題。一到早上起來，打開窗簾就會看到玻璃窗從下往上結了冰淩花，它們像山、像雲、像許多奇妙的東西。這種冰畫每天都不一樣，它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猜想。
在我們住的西廂房北邊和北房的西側有一間堆放雜物的大屋子，因為屋裏很暗，我們都叫它“大黑屋子”。
大黑屋子的北面有兩間小房，一間是廚房，裏面有個很大的灶，有自來水，做飯很方便。廚房屋頂有天窗，既可以進光，又可以散煤煙和油氣。廁所已經過改造，有洗澡盆和衛生設備。
那時的公共排水設備還不齊全，都靠各個四合院自己解決。所以在四合院中間的方磚之下挖有一個大坑，隔上一端時間便要到農村去請農民趕著糞車來，，將坑內的汙物挖去肥田。然後再做坑蓋，填上，砌上方磚，小院便又恢復了原樣。
過去一個四合院只住一家人，後來由於住房的修建趕不上城市居民增加的速度，住房越來越緊張，一座四合院便住進了兩家、三家……甚至多到十幾家，成為目前北京人所說的“大雜院”了。1976年唐山地震後，北京城裏有些四合院裏蓋起了防震棚，東一間、西一間，以後便成了“永久性”的小房了。這些四合院也就失去了它們的本來面目。
隨著時代的前進，古老的北京四合院逐漸被更方便的單元住宅樓所代替。1960年我們家也搬出了住了4代人的四合院，住進了樓房，從此我再也沒有回到四合院去住過。轉眼40多年過去了，然而我卻仍然經常憶起那恬靜舒適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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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於原始宗教的《薩滿舞》
千餘年前，生活在亞洲遠東地區，多個屬於阿勒泰語系古老遊牧部族的人們，出於對自然界各種現象的不解，認為世界上萬物不但均有神靈控制而且還主宰著人類的一切。在北方惡劣環境下生活的人們，為了獲得諸神的善待、求得人畜平安與興旺，一些能歌善舞，甚至掌握一定特異功能，熟知天象、歷史、醫學以及民間文學的巫師們的作用下，在民間逐漸興起了崇拜自然諸神的原始“薩滿教”。分別在各民族中擔當“薩滿教”的神職人員——巫師，都是非專職的，他們擔當著人與神之間祈求與資訊的溝通；負責為人們主持求得佑護、免除災難、獲得豐收的祭祀儀式；為百姓主持驅鬼、逐邪以及日常生活中診治疾病等事務。
早期不明科學的眾多北方部族，在希冀精神寄託的漫長歲月中篤信“原始薩滿教”，使之盛行于全亞洲，流傳至歐洲、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和更多地區。直到今天，在世界的許多角度“原始薩滿教”不但仍有流傳，而且其影響的濃重，成為其他不少民族祭祀儀式中的重要部分。
生活於我國東北部，同屬阿勒泰語系的蒙古語族和滿-通古斯語族的蒙古、滿、鄂倫春、鄂溫克和達斡爾等民族，都是北方遠古時期肅慎、靺鞨、東胡等遊牧部族的後裔民族。這些民族在很早就有以鷹、天鵝、熊、蛇等動物為民族祖先和圖騰及崇拜“太陽神”、“月亮神”、“北斗星神”、“山神”、“火神”的傳統。當受到來自亞洲遠東地區強大“原始薩滿教”的影響後，該原始宗教也從此開始深入到我國北方草原民族之中，並逐漸盛行與流傳開來。
隨著歲月的進展，當“原始薩滿教”的巫師們越發明白，除靠自己對天文地理和醫學等方面的一定知識和本領來取得百姓們的信任外，吸引人們前來觀看巫師做法時與神靈溝通的神秘、儀式中歌舞技能表演的誘人，是促使“原始薩滿教”得以盛行和發展的關鍵。因此，程式化的儀式、穿戴和使用頗具內涵的“法衣”、“法器”，以及豐富多彩、引人入勝的祭祀內容和形式，都越發地被巫師們所重視。因此，自“原始薩滿教”興旺之時起，凡巫師做法事，便一定要身穿“法衣”、“法裙”，頭戴“法冠”，使用羊皮法鼓、佩戴驅魔降妖的鷹爪、熊掌和在腰間懸掛金光閃閃的“腰牌”等，以此做法時喚醒神靈、向神靈傳遞資訊，同時在“迎接神靈”和“娛樂神靈”的藉口下，展示巫師優美的誦經歌喉和表演詼諧、生動和較強技巧性的舞蹈，便漸漸成為薩滿舉行各種儀式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在老巫師披掛就緒，在燃香、飲酒，又經過了長時間的誦經、做法後，在一旁協助者擊打羊皮鼓的樂聲中，巫師開始在舞蹈的同時不斷呼喚多位神靈的名稱、向不同方向跳躍和旋轉，等待著各位神靈的顯現和附體，而進入“無我之地”，完成祭祀的第一步。
巫師以“舞蹈”娛樂諸神，為眾人降福，均體現在祭祀過程之中。巫師舞蹈的速度、節奏和力度完全由他自己決定。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我每次做法事時間的長短和表現形式，都出自神靈的旨意。有時一個法事要做上好幾天”。只見隨著巫師的急速旋轉，法衣外懸掛於腰間的銅鈴和銅牌相互碰撞而叮咚作響；由彩帶組成的法裙在力的作用下，似鮮豔奪目的花傘向四外飄撒。隨後，年近古稀的老巫師在快速的旋轉中，又不時地做出持單鼓“繞頭”和同時持6面羊皮單鼓的舞蹈。從這些精湛瀟灑、嫺熟自如的舞姿，不但顯示了老巫師的舞蹈功底，也可想像到他當年所以能聞名草原的風采與魅力。尊他為民間優秀的舞蹈家，是無可非議的。
在剛才一段技巧高難、令人眼花繚亂的“快板”之後，接下來的舞蹈以極大的反差進入了抒情的“慢板”。巫師所表演的舞蹈，再不見剛才那種激烈、緊張和恐怖的舞姿，而表演起溫文爾雅、妙趣橫生模擬動物姿態的舞蹈：他忽而以靈敏輕捷的跳躍表現嬉戲中的小鳥；忽而又舒展臂膀模仿在碧空翱翔的山鷹；忽兒把兩手立在頭頂，淋漓盡致地學著倔強山羊相互頂額的爭鬥場面；忽兒又顫動著翅膀、以蹴蹴碎步，惟妙惟肖地展現蜜蜂簇于花朵辛勤采蜜的一刻，而且還不時地用一根手指放在身後來回擺動，表示蜜蜂尾部的“針刺”。讓人們在巫師的祭祀儀式中，既感受到了對祖先的崇拜、對神靈的敬仰，又在其中獲得幽默、快慰和藝術觀賞的滿足。
雖然日月的年輪已經轉入了21世紀，人們對原始神靈的篤信將日趨淡忘，但在今天的草原上，在祭奠民族祖先的祭禮上，民間巫師的傳人還在繼續，而他們美妙舞姿和歌喉仍在被人們所懷念與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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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天后宮
澎荷初會 見證台灣全球化開端
文獻重現澎湖400年前歷史場景
文建會與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聯合舉辦「澎荷初會四百週年」，以一系列歷史場景重現活動、論壇及歷史文物展的型式，客觀呈現四百年前一段可供討論的歷史事件，見證台灣全球化的歷史開端！
來自荷蘭的歐蘭英女士說：「歷史本來就有很多種角度。」台灣的過去卻可藉由客觀的史料找出可靠的依據，這次「澎荷初會四百週年」展出兩大重點，其一是第一個荷蘭人登陸澎湖的歷史真相，其二則是發跡於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在台灣本土化的過程。
對於荷蘭人登陸澎湖的歷史，文建會主委陳其南認為，這是「台灣島嶼浮出於世界歷史的開端」。陳其南說，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司令韋麻郎試圖敲開明朝的大門從事貿易，而位於東亞政治體系邊緣的台灣，政治地位的不確定，成為非正式貿易集團的會合中心。
一六○四年8月7日，韋麻郎的船隻遇大風，趁澎湖島上無人防守登陸，前後三艘船數百名荷蘭人分別抵達，在馬公島盤桓了一百三十一天，即為澎荷初會事件。它影響往後台灣幾百年的社會變遷與經濟發展，而由荷蘭人保留下的珍貴史料，則是台灣歷史進入信史的年代。
為了這段歷史，當荷蘭經貿處代表胡浩德向文建會提出荷蘭抵台歷史的展出計畫時，陳其南便建議他設計一個「澎湖版」，回到澎荷初會的場景重頭說起，以紀念歷史的真相。回到四百年前的歷史場景，地點就在澎湖天后宮。
原來韋麻郎登陸後曾派人去福建求市，福建當局派都司沈有容會晤韋麻郎，要求韋麻郎撤退，因此韋麻郎的船隻於12月15日駛離澎湖，轉據台灣。留下「沈有容諭退紅毛蕃韋麻郎等」碑石，並於一九一九年被發現埋在天后宮祭壇下。
這段歷史相關史料「十七世紀活躍在台澎海域的荷蘭人」，將於11月20日起至12月19日，在澎湖天后宮清風閣展出，策展人歐蘭英表示，展出主軸以還原歷史為主，是一個歷史展而不是文物展，與之前故宮所辦的福爾摩沙特展大不相同。她希望藉由「貿易活動」、「怪物與紅夷」、「航海」、「書信日記」、「日常生活」、「澎湖的紅毛城」、「武器防禦」、「宗教」、「罪與罰」等相關文獻，可以提供更多啟發與思考。
另外，11月20日當天，在澎湖天后宮廟埕廣場及碼頭街區，將重現四百年前荷蘭人初會澎湖天后宮歷史場景，陳水扁總統也會在二十二位古蹟媽祖廟代表陪同下，親自主持古碑的重揭儀式。由於澎湖天后宮是台灣最古老的媽祖廟，這次文建會邀請台閩地區列入古蹟的二十二座媽祖廟負責人齊聚天后宮，舉行古蹟媽祖廟研討會，突顯媽祖信仰在台灣的重要性。
台灣研究媽祖的專家林茂賢表示，來台多年的媽祖早已成為地方的保護神，更有在地化的稱謂，如北港媽、大甲媽等，媽祖信仰原就是中國東南沿海與台灣地區普遍的信仰，中國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唯物史觀，基本上是無神論，媽祖果真靈驗也早已「投奔自由」，台灣才是媽祖的新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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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荷初會 讓台灣首度浮現在世界歷史
澎荷初會四百週年專題系列一(中央社記者陳蓉台北十五日電)四百年前荷蘭人第一次搭船來台，也讓台灣第一次浮現在世界歷史版圖中。文建會主委陳其南談到這段歷史，對台灣有重要的意義，因為荷蘭四百年前遠從歐洲航海來到澎湖的遙遠路程，不只讓大家想到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世界圖像，更深入思索看到當時世界局勢與台灣處境。
談起這段歷史，陳其南認為，其實早在十七世紀，台灣就在世界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從北部來的西班牙勢力，和從馬公來的荷蘭人，都來到台灣這個島嶼上。從那時起，台灣和世界有了連結。
這次文建會等單位舉辦的「澎荷初會400週年」系列活動，就是要重現這段歷史，讓民眾了解這段歷史對台灣發展的重要性。
談起這段歷史，早在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司令韋麻郎想要直接敲開明朝的大門從事貿易，而位於東亞政治體系邊緣的台灣，因其政治地位的不確定，乃順理成章地成為非正式貿易集團的會合中心。
西元一六零四年八月七日韋麻郎因遇大風，趁著澎湖島上無人防守登陸，前後三艘船數百名荷蘭人分別抵達，在馬公島盤桓了一百三十一天，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才駛離澎湖，此一歷史即是澎荷初會四百年的事件經過。
從一六零四年東印度公司的商船載著荷蘭及歐洲人踏上澎湖馬公島陸地的一刻，正是改變台灣歷史發展重要而關鍵的時刻，也影響往後台灣幾百年的社會變遷及經濟發展。
而在那個年代，荷蘭人所留下珍貴的文獻史料，也讓台灣歷史發展進入所謂信史的年代。而四百年前荷蘭人抵達澎湖，其後就以台灣作為東印度公司的經貿轉運站與殖民地，讓台灣從大航海殖民時期前的東亞政治與經濟邊緣地位轉換成國際商業貿易的會合中心，得以與世界連結，並登上世界史的舞台，扮演重要角色。
從十七世紀的澎荷初會看見世界文明的脈動，陳其南也指出，十七世紀的大航海時期，是歐洲力量瀰漫全球的階段，也是形成全球經濟網絡的第一步。
值得一提是，十七世紀初的荷蘭人來到台灣，踏上澎湖的土地，當時荷蘭人在台澎時期，正是知名畫家林布蘭創作的高峰，當時風行的解剖畫作、引進傳教士等，對台灣之後的社會文化影響也很重大。
也是在這個階段，台灣浮現在世界歷史版圖中，陳其南說，希望藉這次活動，讓大家對這段歷史有深層了解，也更清楚台灣全球化的腳步早在那時就已展開了。
《媽祖聖記圖：媽祖救路允迪》約作於一八○○年，作者不詳，現藏於荷蘭國家博物館，將於澎荷初會特展裡展出。（文建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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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支柱•青銅權威
馬承源逝世•文博界惋惜
9月25日，夜幕昏朦，上海的月，黯淡的有些悽惻；對中國大陸、乃至全世界文博界、學術界來說，這確實是個令人惋惜、抱憾的秋夜；因為，舉世聞名的青銅器專家、前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這天晚間8點25分，揮別人世，駕鶴西歸，享年77歲。
馬承源的逝世，是世界文博界的損失。 (本刊資料室)
上海人民廣場，矗立著融合著中國古代青銅寶鼎形貌與現代藝術造形概念的上海博物館新館，她憑藉著數十萬件質量俱豐的精緻館藏和達到國際標準的博物館軟、硬體設備，早已躋身世界頂尖博物館之林；上海博物館新館自1996年建成開放以來，在快速發展之下所擁有得之不易的令譽和成就，馬承源無疑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1996年9月，位於上海市中心人民廣場南側的上海博物館新館全面開放，開啟了中國大陸博物館事業的新紀元；融合傳統文物與現代科技的建築外觀，陳列展覽、藏品維護、文物保存、學術研究、資料整理、安全保衛……等內部措施，都使上博新館快速的躍身為國際級大博物館行列。
上海博物館新館的籌建，由馬承源一手促成。 (本刊資料室)
從1952年12月1日在上海市南京路大歌劇院後的跑馬總會舊址成立上海博物館以來，超過半世紀的經驗累積和文化使命，促使上博舊館至新館期間有過二次遷移，這一路走來，都在不斷的挑戰中成長收穫；對當時大陸的整體環境而言，上博的出現，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文化單位，而且領先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及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設立，其中原因，馬承源生前曾分析：「當時上海是大陸比較先進的大城，文化設施本來就比較多，加上又是個國際大港埠，百年來，雖然整個中國皆在烽火中動盪不安，但上海卻由於『租界』的規劃分治，華洋雜處，外人撐腰，相對的就較為安定，於是成為當年許多有錢人、生意人和蘇州、揚州一帶的江南世家爭相遷居的所在；因此，在30至40年代，上海仍維持著繁榮景象，文人、藝術家也都聚居此地，書畫文物賞鑑收藏的環境也相對提升；更何況，民國初年一直到40年代，上海就與天津、北京同居中國文物三大集散地，沒有海關管制，一切自由進出，也因此形成上博成立之後，對外收購文物的最有利條件。」
馬承源曾回憶：「1950年左右，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極為重視文化，即計畫成立上海博物館，使召集當時上海藝術文化界的耆老，組織了『文管會』籌辦上海博物館和圖書館，上海老一輩的大收藏家如吳湖帆、胡惠春和過雲樓顧家，都是文管會的成員。」
上海博物館的二次遷移，馬承源都參與其事，至新館籌建，更是主事的舵手；1954年馬承源進入上博工作時，是與上海圖書館一起擠在位於跑馬總會的文管會裡，十分擁擠；約莫隔了七、八年，二個單位各自擴展許多，實在無法容納，上海博物館便首次遷移，搬到河南路和延安路口由海上聞人杜月笙於1935年所建的中匯銀行舊址；大約在1956和1957年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行的雜誌，刊登了介紹上博的詳細報導，使上海博物館初次聞名國際，成了爾後積極擴張的動力。
隨著藏品的不斷增加及館內的陸續擴充，設於中匯銀行舊地的上海博物館，不論在使用面積和軟、硬設施上都已不敷使用，其中尤以館藏的快速增加最為驚人，由最初的1萬多件，到1994至1995年間已超過12萬件，而這還僅是國家一級文物的數目，都置放於館內，另外還有40餘萬件品相、層次略低，但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文物，則另設了一處文物倉庫保管。
大陸改革開放後，特別重視經改，大部分的文物單位和展覽館廳，也開始著重經濟效益，於是，參觀展覽和陳列室對外賣票，點閱文物採取收費等政策紛紛出籠，上海博物館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然而，馬承源接任館長後，卻採取了更前瞻的作法，把眼光放遠，加強與外賓的互動，不但免費給予海外及外國相關學者、藏家及政要點看館藏文物，並派有專人負責講評，與歐、美、日及香港方面的文博界、學術界和收藏界採取良性互動，以邁向國際舞台作為上博未來發展的願景。
馬承源推動上海博物館館務的方式，也成了上博新館籌建計畫的關鍵。1992年，大陸官方進行一項「十大文化性建築」的計畫，馬承源積極爭取讓上博新館的規劃能列入「十大」，不但對上海博物館的現況提出詳盡的報告，並獲得許多上海外國領事使節願意提供協助首肯，因而使上博新館的設立計劃得以拍板定案。
對於上海博物館新館建設經費的籌措，馬承源生前曾有詳盡的敘述：「當時的首要之務，就是得將位於中匯銀行舊址的上博舊館建物賣掉，才有足夠的經費先進行規劃、選地和打地基；同時計畫向國外籌募500萬美元資金，不夠的部分再由上海市政府資助，上海市就同意了我的作法。當時，上海的房地產正值高峰期，上博舊館的地段又好，居然有一位港商出了250萬美元買下，因此，上博就決定分三次搬出，也與買方議定分三次付款；舊館賣定後，接著就以上博的國際知名度以及多年來在海內外藝文界、政商界所經營的人脈，開始對外募款，一位英國女華僑首先捐出了10萬美元，三年之內，募款籌資總額高達1,000萬美元。」
由於建設資金的充裕，使得上海博物館新館在各種軟、硬體設備和器材上都選擇了世界上最頂尖的品牌，加上現代化建築外觀及中國瑰寶內涵，和第一流的豐碩館藏文物，這幢面積達4萬平方米，地下二層，地上五層的大陸第一現代化文博單位──上海博物館新館，經過三年的擘劃建設，終於在1996年9月以全新的面貌，向世人展現中華藝術文化精髓的風采。而這就是馬承源畢生最大的成就。
出生於浙江寧波鄉下的馬承源，從商的父親非常喜歡閱讀有關青銅器、金石等古文物方面的書籍，連帶也影響了馬承源對藝術文物的啟蒙，讀小學時，就與父親一樣喜歡閱覽這類書籍，尤其是金石、青銅器方面；進了中學後，即開始練習刻印和學習古文字，奠定了一生浸淫青銅器及古文字研究的基礎。
上海博物館軟硬體設施，都可見到馬承源所付出的心血。
(本刊資料室)
抗戰勝利，馬承源高中畢業後進入大夏大學歷史系就讀，後被轉移到蘇北進黨校學習，1949年時回到上海，1950年代初，馬承源雖然工資微薄，但因興趣使然，仍省吃簡用的存了些錢，開始在上海古玩市場上買些破舊的古錢幣和青銅殘器、殘片，作為研究分析和真偽分辨之用，從器形的造假到銅鏽的作偽及年代的詐術，馬承源由市場的「實戰」經驗中學會了許多文物鑑賞上的寶貴知識。
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當時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的馬承源因為濃厚的古文物興緻，而成為參觀上海博物館的第一批觀眾，當時，一位熟識的新聞界的前輩陳向平，覺得以馬承源的才幹和知識在教育局工作有點可惜，便向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推荐；於是，1954年12月，27歲的馬承源進了上海博物館，擔任保管部副主任，並在「徵件部」負責館藏文物的收購，開始了大半生的文博生涯。
上海博物館的館藏來源大體而言有二種，一是到市場上購買，另一種是捐贈。收購方面，當年的廣東路一帶可說是各地文物商家雲集，加上上海市政府非常支持上博文物典藏，撥了一筆不算小的經費，因此買到許多頂級文物，馬承源曾舉例述及，大約在1958、59年間，上海一家老藥店的老闆收藏了一對清雍正〈古月軒竹抱平安瓶〉，原不願意割愛，但上博出了人民幣5,000元總算買下，在那個艱苦的年代，人民幣5,000元確實是個驚人的數目。
除了上海本地收購徵件外，馬承源和館內專家也常至海外蒐羅珍品，如1994年，由馬承源所組織領導的工作小組，就曾在香港購得兩批重要文物，其中一套西周〈晉侯青銅編鐘〉，大小計14件，刻有銘文300餘字，內容是記載西周厲王親自率軍前往山東平定少數民族叛亂；命令晉侯擔任軍隊先鋒的史實，這套編鐘除了文獻上的重要性之外，音律功能的完好也極為難得；而巧的是上博購此套編鐘不久，山西考古研究所即在山西縣境發現了晉侯墓葬，並在墓葬內發掘出另外兩件未被偷盜的小件編鐘。
另一批重要文物，是數量高達1,200枚，內含3萬多字，近80種書體的戰國時期〈竹簡〉，經碳十四測定與上博研究後，證實為2,300年前戰國時期湖北楚國的重要文物；經過數年的研究，2000年8月19日，馬承源在「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正式公布了這批竹簡的解密真相，披露了其中31枚有關孔子論詩的重要內容，報告長達2個多小時，引起中外學者極大的興趣和迴響，成為20世紀中國在簡牘發掘上最重要的一次發現。
1995年歲末，馬承源與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在香港荷里活道的一家古玩店，發現了一件搶眼的青銅鑑，此件青銅器肩部刻有「王夫差吳金鑄女子之器吉」12字銘文，馬承源推斷這是春秋晚期吳王夫差為一位平民女子專鑄的酒器，而這個女子，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這是吳王夫差青銅禮器的首次被發現，當時古董商開價150萬港元，而上博可用收購資金卻僅存20萬港元，於是由馬承源多方奔走，說服了香港知名實業家何鴻章斥資購下此件國寶，而後再捐給上海博物館。
至於捐贈方面，馬承源曾表示每年都有好幾批，在質量上極為可觀，其中如上海銀行家胡惠春捐贈的一批明清官窯名瓷，上博特別以胡惠春堂號「暫得樓」闢專室長期陳列展出；又如潘達于所捐贈的周朝〈盂鼎〉和〈克鼎〉，早為舉世聞名的青銅重器；還有上海藏家李蔭軒、邱輝夫婦捐贈包括〈小臣單〉、〈魯侯尊〉等珍貴名物在內的一批青銅器。
文革時期，紅衛兵到處抄家毀損文物，上海博物館為了搶救文物，就採取「代管」民間藏家藏品的緊急措施，每家都立下詳實的簽條記錄，免除了文革浩劫的破壞；文革結束後，1978年、79年間，上博即依照「退賠」政策，按代管簽條全數發還藏家家族，而這些藏家有的已經過世，後代多數都捐給了上博，上海博物館也發給合理的獎金，而有的藏家要將藏品賣掉，上海博物館也挑選夠級數的珍品依市價購藏，而豐富了館藏的質量。這些代管、退賠、收購的過程，馬承源都是參與其事的要角。
選擇青銅器作為一生專研的項目，除了自幼的興趣和學習經驗外，馬承源生前曾如此敘述：「進入上博後，發現中國文物的範圍實在太深太廣了，我在衡量了各類文物的現況後，考慮了半年，才決定朝青銅器方面研究。我覺得明、清官窯大家都很重視，研究的人也多，如果再加上高古瓷及唐、宋、元歷代瓷器，範圍實在太大，想要上下古今都懂得透徹，實在不容易。其實我也很喜歡歷代書畫，但發現書畫在鑑定上太缺乏客觀條件，多為鑑定者憑主觀經驗作為論斷法則，所以沒有選擇投入；至於青銅器，則具有多元化的深層內涵，不但器形、紋飾都與朝代、皇室和崇拜圖騰有絕對的關連，銅器內外的銘文更是我非常喜歡的古文字鑑研範疇，所以在經過反覆思考後，才決定以青銅器及包括甲骨、金文、竹簡等在內的古文字學範疇作為專精研究的項目。」
卸下上海博物館館長職務後，馬承源其實是退而不休，依然是上博最為倚重的支柱，而少了行政業務的繁勞，使馬承源更有時間到海內外各地參訪及貢獻所學。馬承源除了是文博界著名的青銅器、古文字學權威外，也擔任上博及上海市文管會顧問，並曾擔任上海文物博物館學會理事長、中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復旦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等，也獲得過美國洛克菲勒三世獎及法蘭西榮譽勳章。
而馬承源在研究領域的著作，更是文博界和文物界的經典寶庫，如1964年組織編寫的中國第一本彩色工具書《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所著的《中國青銅器》一書，是文革後研究青銅器的第一本通論性著作，英國牛津大學隨即翻譯出版，也是海峽兩岸相關系所共用的大學院所教材；所主編的《商周青銅紋飾》及《商用青銅器銘文選》（4冊），見解獨到，是專業人士必備的工具書；而所主編的《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分冊》與《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分冊》，更是20世紀最完整，最具系統性的青銅器圖錄及研究大全。
在研究領域上的精闢立論和真知灼見，在實務經驗上的深廣，在文博發展上的遠見，在學術教育上的無私……如今，馬承源以77歲「盛年」揮別文博界，無疑是今年以來中國文物圈和文博、學術界的最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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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修清史 肯定清兵入關帶來統一盛世
中共決定傾力重啟清史纂修工程，預計今後十年動員數千位研究學者參與，修撰成三千兩百多萬字的正史，歷史視角將不同於民國初年修撰的「清史稿」，在具體歷史事實上會肯定清兵入關帶來的統一，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可能列為與努爾哈赤同樣重要的特級人物。
北京新京報報導，這次的清史修纂，將以工程招標的模式由各界承包，共一百五十個課題，每課題就是一個項目，總經費至少在六億元人民幣以上。
清史編纂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馬大正表示，清史修纂延宕甚久，過去因欠缺研究人才、氛圍、經驗和經費，如今這些都已到位；尤其有了一百年的研究累積，加上兩千多人的專家庫，時機已經成熟。
他說，重新編纂清史時，會以新的視角來看一些特殊事件，例如清兵入關，會站在十七世紀四○年代的立場，當時中國確實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核心，統一的好處導致後來的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上可圈可點。
至於義和團，以前頌揚它的愛國精神，忽略它的盲目排外，這次會用兩種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又例如史可法，可能會肯定他的氣節，但不會過多強調他對明朝的忠心。
此外，清代歷史上有名的人物，如曹雪芹、蒲松齡在民初的「清史稿」中找不到。又如名醫葉天士、徐大椿和文學家袁枚、桐城派鼻祖姚鼐；紅頂商人胡光墉（胡雪巖）、鹽商宛平查家；京戲創始人程長庚等，都沒有入正傳。編纂委員會都會為這些人立傳，總計將達三千二百人。
除了與「清史稿」的文苑、學術、科學、遺民四卷類似，還會增加工商、宗教、少數民族、華僑、外國人、農民領袖、婦女、革命黨人等。
馬大正說，三千兩百多萬字成史後，不可能成為暢銷書，研究者也不可能通讀全書。目的在建成清史研究的資料庫，讓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查閱。
考慮到普及，編纂委員會也會有濃縮成卅萬字通俗本或簡本，給一般大眾閱讀。
馬大正表示，台灣也有不少學者研究清史，編纂委員會會儘量聽取台灣方面的意見，個別項目如「台灣志」會力邀台灣學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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