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時，宋美齡在美國就醫。一九五○年初，宋美齡在紐約發表告別美國與國人共赴國難宣言，旋即首途回到台北，接著是三月一日陪同蔣介石在當今的總統府前宣示復行視事。其實，在當時那種兵敗如山倒、風雨飄搖的境況中，宋美齡如果在美國安排他們夫婦雙雙出亡，亦絕非不能想像之事。而蔣氏夫婦如果當時決定出亡海外，則台灣亦早已落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中。但是，蔣氏夫婦卻決定留在台灣；這不但改寫了蔣氏夫婦的個人歷史，亦是台灣沒有落入中共統治的決定性因素。

倘若蔣氏夫婦出亡美國，則史家必定將他們定位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他們的歷史功罪，將以「大陸時期」為主體；不難想像，那將是如何不堪的評價。但是，蔣氏夫婦終於留在台灣並守住了台灣，而台灣後來的發展，則為蔣氏夫婦的歷史地位發生了極為重要的修補及增益作用。蔣氏夫婦倘沒有這一段「台灣時期」，勢將面對自己破碎不堪的歷史形象。

相對而言，台灣倘無蔣氏夫婦，則早已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而蔣氏反共保台的意志，是經過了古寧頭、八二三等大小戰役的嚴峻考驗；並高度運用冷戰所形成的國際矛盾，使台灣能夠在夾縫中爭取到發展的空間。在這些過程中，宋美齡都不是配角，而是與蔣介石聯袂演出。蔣氏夫婦在「台灣時期」的功過，迄今（尤其在台灣）仍是爭議性的。最具爭議性者，是蔣氏夫婦在政治作為上，不能符合民主自由的標準。但是，「土地改革」改變了萬千佃農的命運；公平的國民教育，蘊蓄了高品質的人口資源；而政府主導的「混合經濟」（公營民營依時推移），已成舉世共認的經濟發展典範，並創造了富裕繁榮的社會。因而，若對蔣氏在台功過作兩極的評價，恐怕皆失偏頗而必須以「比例」來區分其功過。

撫今追昔，蔣氏夫婦的作為不符民主標準，但台灣今日實施民主政治的關鍵條件，包括教育普及與經濟均富，以及從基層開始的普選制度，卻無疑是由蔣氏夫婦開始奠基。蔣氏二代不符民主標準，此點毋庸爭議，卻能創造出一個「均智均富」的社會如台灣，且又能為台灣如此複雜的社會作成民主奠基工程，則恐亦不能一筆抹殺蔣氏二代的心血。

即使對於今日主張台獨建國者而言，其生涯亦可謂是在冥冥中由蔣氏決定。因為，有了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夫婦決定留在台灣，才有了今日在五十餘年後推動「制憲建國」的機緣；倘若當年蔣氏出亡，台灣落入中共之手，則對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而言，就不是經歷蔣氏的戒嚴統治，而是必須從文化大革命等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走過來了！

陳水扁總統的「褒揚狀」對宋美齡未必有何增妍，而陳夫人吳淑珍的「軍閥太太」一語亦未必對宋美齡有何折損。但從「比例」上看，蔣氏二代對台灣的功過其實不難評量。蔣氏二代可謂幸而有台灣為其歷史地位修補增益；而無論如何評量蔣氏二代對台灣的功過，亦不能否認其留在台灣、守住台灣的功績與辛勞，並使台灣的發展與大陸形成價值對照的地位。就此而言，其實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蔣氏二代及宋美齡與台灣堪稱是命運共同體。

就宋美齡來說，一九五○年自美來台共赴國難，至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後離台赴美；前者是赴湯蹈火，後者是急流勇退，並為蔣經國及後人留下了自主的空間（雖然後來有「老幹新枝」的插曲）。進退之間皆凸顯了宋美齡「台灣時期」的重大意義。

在台灣如此紛擾的政治環境中，欲為宋美齡及蔣氏二代論定殊屬不易。但正如台灣反對運動先驅施明德所說，保住台灣未淪於中國，國民黨藍軍的功勞，恐怕遠遠大於台灣的傳統反對運動者綠軍。因而，評量蔣氏與台灣的關係，「反共保台」仍是不可推翻變造的核心事蹟。若將蔣氏二代的作為，與現今流行的「大中國」紅帽子劃上等號，這絕對不是後世台灣人應當容忍的歷史剪裁。